陈闯创：从普世价值谈文化大革命

文革爆发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人们早就该超越中共的话语框架来研究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共历史。中共1981年的历史决议根本就是垃圾，不值得当作对手。中共五十年来一直在曲解文革，这种歪曲自文革初期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自吹自擂称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则极力贬低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这都是不对的。文化革命当然不是像林彪1968年所说的那样比文艺复兴意义还重大，但也不比文革前的大饥荒更悲惨。但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说法的影响，无论是反对派所认为的文革浩劫还是左派所称文革是伟大的社会实践都是极简单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现在看来，研究文革最方便的理论参考体系就是普世价值，应该从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的角度入手。文革最特殊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容不得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哪怕是假的自由也不行，文革还从反面意义上证明了中国需要宪政、民主、法治。

比如从宪政角度来说，虽然众所周知宪法在中共眼中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文革初期从毛泽东、刘少奇到普通工人、学生、干部都曾想起宪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66年11月毛泽东在为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合法性而辩护时就说工人成立组织符合宪法上的结社自由（第87条）；1967年8月刘少奇被批斗后才拿起宪法说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89条）；1966年下半年陈伯达为北大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平反，在对“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辩护时援引宪法第2条所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学生李冬民1966年6月为争取使用校内打印机而拿起宪法第87条“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1966年12月外交部造反派为要求成立组织，说“工人按宪法规定有权组织起来，难道我们机关干部按宪法规定就不能有这种权利吗？”这些零散的例子说明文革初期人们并非对宪法的价值一无所知，但对宪法不能采取功利主义态度，对己有利才想起来用，对己不利就扔在一边。同样的，笔者感到2014年宋彬彬为1966年6月率先在校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道歉意义不大，正常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有何不可，若为大字报内容不当倒是可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谓言论、出版、结社、游行自由并没有在文革中得到真正体现。刘瑜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看起来有民众民主参与（不管是真诚拥护还是被迫投入）的样子，但只能表达毛的观点而无表达其他不同意见的自由，这样的民主其实就是独裁而已。文革更进一步，文革最初两三年的造反阶段里与中共其他群众运动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享有了部分的“结社、游行、言论自由”，突然间民众可以打着毛泽东的幌子成立组织并表达观点，文革中最为人诟病和耻笑的所谓“派仗”、“语录仗”其实是最有潜在正面意义的因素，如若不是毛命令军队强力介入，就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选举制、多党制。从民主的角度来说，造反即反对派、拉“皇帝”下马是民众天然的权利，但文革造反的方式确实错误的，更换执政者应该通过周期制、制度化的和平选举渠道，不能像毛空口许诺而不敢做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那样。对于被揭露有问题官员的处理，要有法治的渠道，贪官的公民权利一样要保证。实际上，下台官员上台后整造反派整的更凶更惨，就是因为没有法治、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造反派是后来被中共严重妖魔化的词语。当时所谓语录仗，就是以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观点，以言语做武器总好过用武器做批判。文革时中共说“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刘泽华后来说“派性就是党性的产物”，这两句话也对也不对。资产阶级派性允许各个派系（或政党）和平共存，这确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性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派性则就是共产党党性，唯我独尊，就是专政和独裁。而且左派间派性斗争不能说是中国文革特殊的产物，据杨隽举例在受文革影响的地方：日本、美国的黑豹党和SDS和欧洲的法国学生运动，还有东南亚的柬共、泰共和马共，印度等地区的左派，哪个不分裂？哪个不搞派性斗争？像日本的还真就武斗了。 

造反派奉旨造反残酷批斗当权派，当权派复职后以权谋私严厉报复造反派，这两方面的经验均从反面证明了法治和民主的价值。毛式文革整肃官僚的努力必然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下容不得结社和言论自由，所以要么是毛作为首脑的共产专政获胜从而延续官僚特权，要么是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从而限制或解决官僚特权问题。

对毛来说，延续共产专政当然比整肃官僚优先，所以毛虽然暂时施予民众言论和结社自由来“全面的自下而上解决问题”，但见识到这对共产统治的负面效果以后，毛被迫通过更专横的军事官僚收回了这种自由。虽然毛早先说“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或者“七八年就来一次”，但吓破胆的和九一三事件后彻底破产的毛根本无力再发动类似的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里特意限制说说“不能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串联”，就明显的说明了这一点。可笑的是，毛泽东以反修正主义、防政变为口号发动了实为大清洗的文革，打烂了中共官僚制却被动建立了更为保守的军事官僚制；毛对这种“军事官僚专政”的不满继而引发了林彪牵涉其中的未遂政变，导致中共官僚制的回潮，等到毛死后终于由中共官僚和军事官僚合谋以政变的方式结束了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