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1965.12.31文汇报座谈吴晗的自我批评、彭真要求发表同情吴晗的文章、林彪谈机要工作、中共安置犯错误高官、《红旗》元旦社论

19651231日,按照张春桥的指示《文汇报》编辑部召开上海史学、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讨论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会议结束后,主办方宣布会议发言将被整理成文并公开发表,与会者认为上当了。张春桥看了会议记录后说:引蛇出洞。该座谈会的纪要于196617日发表在《文汇报》上。同日,彭真打电话给《北京日报》社长范瑾,让她“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随后,《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发表了大批同情吴晗观点的文章。
《光明日报》发表两篇批判吴晗的文章,分别是阎长贵的《再三宣扬剥削阶级道德怎么能说出于“糊涂”》和杨寿堪的《“知行合一”说帮不了美化海瑞的忙》。
——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196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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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日,林彪在听取了总参机要局关于毛泽东对机要工作指示的报告后表示:在机要部门“如果有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的机密就没有保证,打起仗来就会出危险”,同时,对如何贯彻执行毛指示提出三项措施:“机要部门在政治上要加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组织上要加强纯洁考察,要抽出一定时间深入工农兵里边去体验生活,锻炼革命精神。”(按:毛12月14日的指示见http://50nianqian.blogspot.com/2015/12/19651214.html)
    
    出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机要、警卫工作指示的通知》,1966年1月6日。转引自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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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231日,《人民日报》提前发表《红旗》杂志1966年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社论写的很空洞,不过是空喊口号而已,其中说到:
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相比,政治工作占第一位。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要统帅经济,而不是经济统帅政治。那种所谓“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相比,政治工作占第一位。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要统帅军事,而不是军事统帅政治。那种所谓“军事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政治工作同各项业务工作当然也有矛盾。但是,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采取削弱政治工作,甚至挤掉政治工作的办法,而只能是突出政治,加强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做在业务工作的前头,贯彻到业务工作中去。这样做,就能以政治带动业务,以政治促进业务。

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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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130日彭德怀抵达成都就任西南建委第三副主任;12月受到专案审查的习仲勋离京就任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 1210日至14日山西省开会,黄克诚、刘格平被补选为山西省副省长;1219日至28日,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济南举行,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任霍维德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230日福建省长魏金水在福建省人大三届五次会议上,向代表们介绍新到任的副省长谭政;1230日中共中央通知杨尚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彭德怀全传》说:19657月前毛泽东认为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彭、黄、习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应下放地方任职。将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人物挂职下放,分散各地,看来只是毛泽东即将揭开的阶级斗争历史新篇章中一个次要的段落。
根据《邓小平年谱》,1965825日上午,邓小平约彭真、贺龙、康生、罗瑞卿、杨尚昆、林枫、安子文等商谈彭德怀等24人的工作问题。同日,邓小平将安子文报送的《关于彭德怀等二十四人工作问题的请示》批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核阅。邓说:“我们开了两次会决定的。彭、贺、康、罗等同志参加。如必要,建议在主席处谈谈,请主席酌定。退安子文。”92日,邓小平将毛泽东的批件退安子文:“在谈话时,应说明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中央对他们寄予希望。”

邓小平年谱中提到的24人名单有待考证,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谭政四人肯定在内,霍维德、刘格平很可能包括在内,杨尚昆则不应包括在内。

参考文献: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1965.12.30胡风假释出狱、人民日报转载吴晗自我批评、李先念批准统一对外宾供应物价

19651230日《人民日报》转载吴晗自我批评,编者按是彭真授意吴冷西写的,按语草稿上有这样一句“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 因太露骨定稿时才删去。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刊登了一些知名学者对吴晗自我批评的反映,说“吴晗的认错不是假的”,“吴晗说写《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写出来的,这可以说得通”等。彭真召集北京市的李琪、范瑾、崔月犁,指示范瑾让记者收集信息,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上海、广州、武汉、重庆和沈阳等大城市了解情况,彭真说“大闭塞怎么能作战呢?
出处:江西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轻骑》、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猛闯》兵团《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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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230日李先念将《情况简报》刊载的《山东临沐县群众生活相当困难》一文批给山东省领导谭启龙、白如冰。批语说:中央和周总理要求切实安排好人民生活,望根据中央和总理指示,切实做好工作。同日,李先念签发国务院批转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外宾商店、机场供应外宾的商品价格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鉴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市场物资供应充分,物价稳定,已完全有条件统一对外宾的供应价格。
出处:《李先念年谱第4卷(1964-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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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226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决胡风十四年刑期并剥夺政治权利六年,此时胡风已失去自由107个月。1230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签署命令,将胡风从秦城监狱假释,监外执行。胡风与在北京的家人短暂团聚后,1966年1月24日接到通知要离京去成都继续“监外执行”,2月即和妻子梅志一起被遣送到成都郊外一独立小院中,到19669月又被押到四川庐山县劳改农场──苗溪茶场。

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

1965.12.29周恩来主持国防工业会议、中宣部发文批判吴晗、黑龙江处理地富子女婚姻

19651229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国防工业争取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今年为两弹结合试验年,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否则会落后。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号召大家学习王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并说;这两句话我很欣赏。会议批准了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年规划(其中包括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出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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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229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主持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由中共中宣部两位副部长周扬、林默涵组织林涧青、龚育之写的文章,主要讨论清官问题,以此贯彻彭真将《海瑞罢官》讨论引向学术批判的意图。
该文批判调子甚高,声称要揭露《海瑞罢官》所代表的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文中还点名批判了田汉的《谢瑶环》和繁星的《李慧娘》,不点名批判了称“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梁漱溟。(文章全文见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1773
在关于《海瑞罢官》宣传了什么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问题上,此文说:“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这样来歌颂海瑞、歌颂‘清官’,难道不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狂热地歌颂了封建国家和法律,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一句话,歌颂了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吗?”
在关于《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上,此文说《海瑞罢官》是1961年、1962年“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喧嚣一时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是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是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此文还特别指出“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值得注意,称《海瑞罢官》“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还在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英雄’出来,叫嚷什么‘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为‘农民’鸣不平。一九五七年前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和发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大嚷什么‘农民生活苦’,并且刮起了一阵‘合作化不行’,‘不如单干好’的小台风。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中,再一次跑出来这样的‘英雄’,把农村情况说得一团漆黑,大肆宣传‘单干优越’论,掀起了一股‘单干风’。
对于为何共产党总是要批判此类“为农民请命”的“英雄”,该文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总要在农民问题上大作文章,‘为农民请命’是他们惯用的口号。这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地、富、反、坏讲话吗?不能。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讲话吗?也不能。他们只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忧的是灾黎苦’,同情和关怀的是农民的利益。他们诅咒社会主义改造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如果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被改造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巩固和发展了,那么,资产阶级就彻底被孤立了。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呢?于是,他们挺身而出,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他们‘不畏强暴’,要同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抗争。”
该文最后说“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平。” 《海瑞罢官》这个剧本,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象一些吗?”
1966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版上转载此文。不过方求此文后来被指责为“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把吴晗一伙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种一般的‘社会思潮’,完全掩盖了《海瑞罢官》的反动的政治实质。”

出处:《人民日报》19651229日《<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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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2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省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目前处理地富子女婚姻纠纷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地必须执行婚姻法关于双方本人自愿的规定,认真执行党的“家庭出身看本人”和“重在表现”的政策,以利于团结教育地富子女,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家庭影响,站到革命人民前面来。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的,则要坚决地打击,支持贫下中农子女的正当要求

出处:《黑龙江省志·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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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2月29日,杨成武任共军代总参谋长。
出处: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见《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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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方求

1965.12.29

《人民日报》刊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编者按语中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展开一次辩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根本问题。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论文中,吴晗同志塑造了一个最高大的艺术形象,使用了大量最美丽、最崇敬的言词,歌颂了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好官”。历史上歌颂“清官”、“好官”的政治家、历史家和戏剧家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所用的颂词,不过是“清廉正直”、“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爱民如子”之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对“清官”、“好官”的歌颂,提高到象吴晗同志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政治的、阶级的高度:

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

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

他“同情贫农、中农,对大地主有反感”;“人民喜欢他,大地主反对他”;

“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他“站在人民方面,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

他“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正当被冤屈的农民“满腔悲愤唤苍天”,唱着:“人间难把是非辨。天哪天!”的时候,海青天出来了。海青天一来,“抑恶扶良”,“济困扶危”,为农民申了冤,雪了恨,除了霸,退了田。于是,“众乡民”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同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①

这就是吴晗同志塑造的作为农民“救星”的海青天的英雄形象!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英雄”、“救星”,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是从农民、市民那里来的吗?是依靠农民、市民的斗争来反抗封建官僚势力的吗?不是!在吴晗同志笔下,农民群众不过是供海瑞怜悯、施恩,又给海瑞叩头、烧香的道具而已。

吴晗同志告诉我们:作为农民的“救星”,海瑞的力量是从皇帝那里来的,他是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代表而有力量的,是凭借幕落时仍然举在手里的大印行事的。

海瑞在剧本里一出场就向农民宣传“王法”,又反复地宣布自己的任务就是“整顿纪纲”、“整顿纲维”、“要申三尺皇家法”、“宪纲三尺重如山”。他是作为“皇朝大法”的执行者而成为农民的“救星”的。

海瑞具有的一切“好的品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剧本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是因为海瑞的母亲从小给他“课诗书教忠孝非礼勿窥”,又经常地勉励他“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缘故;剧本中的海瑞也一再表白:“二十年寒窗下苦学文章,谈孔孟读诗书取法先王。”这就是海瑞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这样来歌颂海瑞、歌颂“清官”,难道不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狂热地歌颂了封建国家和法律,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一句话,歌颂了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这样来描写海瑞,是想说明海瑞“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可是,问题在于,吴晗同志正是歌颂这一点,而不是批判、暴露这一点,人们从剧本中看到,正是这一点成了“清官”海瑞作为农民“救星”的力量之所在,而不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吴晗同志通过这种歌颂,硬要人们相信,最忠实、最严格地执行封建法律制度、遵守封建纲常道德的人,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人。

这样,我们便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一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象海瑞这类“清官”,究竟是一种什么人物?他们究竟做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又应当怎样来评价?他们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历来对“清官”的歌颂和宣传,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今天来歌颂和宣传“清官”,并且把他们打扮成农民的”救星”,究竟是什么意思?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什么是“清官”?从来没有抽象的清与贪、好与坏;它们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于判别清贪、好坏,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封建阶级的“清官”,他们“清”,就“清”在政治上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封建的法律制度,在思想上遵守封建的纲常道德,在经济上于合法剥削之外不贪或少贪非分之财。如此而已。作为封建阶级专政工具的官吏,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是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的阵营,而同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相对立的。这是一条不容混淆的基本的阶级界限。

当然,仅仅这一条界限还不能全部说明“清官”的本质特点。同是封建官吏,“清官”同“贪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同是封建阶级的成员,“清官”同他们所反对的“豪强恶霸”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封建的统治权利也是如此。封建阶级凭借法律的统治,总是同这个阶级的不法行为相伴随,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构成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两种形式。

封建的法律,是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封建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这种法律赋予封建阶级的权利,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剥削者贪婪无厌的本性,又总是不满足于法定范围内的利益,总是要超越一切法律限制,去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利。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总要依赖本阶级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又从来没有哪一个剥削阶级会认真地遵守自己制定的统治规则。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贪婪地追求非法权利,干出种种不法行为,野蛮残酷地掠夺一切。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和普遍现象,是封建制度残酷本质的赤裸裸的表现。

法定权利体现了封建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个压迫和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而不法行为则体现了封建阶级中的集团和个人的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象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

但是,不法行为的恶性泛滥,又会造成生产的严重破坏,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也面临化为乌有的危险。为了防范和消除这种灾难,封建统治阶级中就不能不有一些“清官”出来,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在这种斗争中,“清官”有时也表现出维护本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某种勇敢和魄力。

一旦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革命的农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完全冲破封建法律的樊笼,从根本上威胁封建阶级的统治,要消灭封建阶级的一切法定的和非法的权利。这对于忠实地维护封建制度的“清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

封建法律经常遭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破坏。在反对来自阶级外部的破坏和来自阶级内部的破坏的斗争中,“清官”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封建法律的维护者,他们的阶级本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鲜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清官”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部分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裁抑。对这些,完全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但是,怎么能够混淆基本的阶级界限,把作为封建法律维护者的“清官”,打扮成站在农民立场的农民“救星”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清官”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爱民”等等的阶级实质,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早在明太祖的时候,他就看到土地的大量投献对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曾经下令禁止皇亲功臣受献“田土山场窑冶”②。但是,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封建阶级,特别是权贵豪强,经常突破法规界限,通过投献、占夺等等手段,疯狂地掠夺田产。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皇帝和某些官僚不得不出来搞一通反投献和退田、限田。在明朝,皇帝诏令退田的事,屡见不鲜③。就是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也曾一再清查了王府和功臣的田产④。在海瑞要徐阶退田的前几年,徐阶也要别人退过田⑤。海瑞罢官后不久,被吴晗同志说成是“恨极了海瑞”的张居正,也主持发布一个命令:凡是王府功臣侵占受献的土地,“速改民田入籍,一体纳粮当差”⑥。

有两个官僚对这种斗争的实质讲得很清楚。嘉靖初年的大学士杨一清说:近来投献之风太盛了,“民既失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④。嘉靖中叶的给事中王鸣臣说: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宗室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贻累粮里”⑦。原来,投献和土地兼并盛行的结果,不但会引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且连明王朝的赋税也收不到了。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且,尽管一再颁发命令,采取措施,究竟有多少兑现了,也是很可怀疑的。即使实现了一些,稍稍约束了一下权贵豪强过分的不法行为,也无非是为了维护明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定权利,为了明王朝的“青春永驻”,为了整个地主阶级剥削利益的“万世长存”。在这里,农民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是象海瑞所说的“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⑧而已。

对于这个目的,海瑞自己讲得很清楚。“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区区欲存翁(徐阶)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⑧这是一个封建忠臣和诤友的真实的自白。海瑞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抹杀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和对朋友的一番好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站在农民立场,向封建官僚和黑暗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从嘉靖皇帝到徐阶、张居正,岂不都要跟在海瑞后面成群结队地“站到人民方面”来了吗?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平冤狱”,也不过说他“执法持平”。他执的什么法?皇朝大法。执行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封建法律,又哪能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持平”?所谓“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更是从何说起?顶多不过是在某些案件中,对贪官恶霸的过分的不法行为作了一点约束罢了。马克思说:“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去揭露封建法律虚伪的形式和镇压人民的职能,却要我们大家相信:根据封建法律也可以有“公正”的判决,可以使农民得救呢?

海瑞不是总以“爱民”、“为民”自许吗?当时很多人不是都交口称赞他“爱民”、“为民”吗?这些难道都是假的?

封建官吏关于“爱民”的自白,有的是虚假的,有的也不乏主观的真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从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实践去分析这种“爱民”的实质。地主阶级要长久统治下去,不能无视农民,因为农民既是掠夺的对象,又是威胁自己统治的力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爱民”,无非想求得地主阶级邦国的安宁,这不过是同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相适应的一种道德观念。人们可以并不觉察到隐藏在自己观念背后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因为这种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复杂的途径而已经形成。他们只是现成地接受这种观念,以为自己的行动仅仅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可是“爱民”的观念和其他许多观念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为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的观念形态的体系。海瑞就说过“以下奉上,理所当然”,贵贱有别,务须“存体”⑧。在他那里,“爱民”“为民”的观念和“上下”“贵贱”的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当一些“矿徒穷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打破封建秩序的时候,海瑞就认为他们“罪不容诛”,下令“随即杀之”⑧。在这里,他的“爱民”的面纱就完全撕破,而显露出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相。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可是吴晗同志却宣称:这样的“爱”是古已有之的,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有了,在“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海瑞那里就真正实行了。吴晗同志起劲地充当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爱”的说教者,他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能从地主老爷那儿得到什么样的“爱”呢?他们当了几千年的牛马,“不爱民”的老爷随时可以给他们一顿鞭打,而“爱民”的老爷也不过是掷给几束干草而已!

注:《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发表过星宇同志的《论“清官”》,这篇文章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

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一九五一年,当着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拍电影,写文章,狂热地歌颂武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事物我们究竟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歌颂一个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人物,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反动宣传,那末,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的“清官”海瑞,这样狂热地歌颂,并且把他说成是农民的“救星”,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于“清官”,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吝笔墨,极力加以歌颂、鼓吹的。一部廿四史,把多少“清官”记入列传!在戏剧和小说里,又有多少“清官”被刻划为英雄!封建统治者热心提倡宣传“清官”,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宣传“清官”,不但不会触动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根毫毛,相反地,倒是极大地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来巩固封建的统治。

在这种宣传中,封建制度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被委之于几个贪官、恶霸个人的罪恶。而且,他们的贪、恶,被描写成并不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反倒是他们违背、破坏了那据说是无比美妙、公平、纯洁的封建法律、纲纪、道德的原故。封建制度反倒由于“清官”、“好官”对贪官、恶霸的斗争而得到净化。

在这种宣传中,社会的矛盾,被归结为“清官”与“贪官”的矛盾。“贪官”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清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贪官”是人民的灾星,“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人民群众只消盼望“清官”出世,申张皇朝大法,力行封建道德,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好光景就在眼前”。还要什么革命!还要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

这样,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

封建阶级的政治家、历史家、艺术家,千百年来在“清官”这个问题上向人民群众散布了种种谎言,造成了重重迷雾。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武器去揭穿这些迷雾,还它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呢?还是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卖力地去歌颂封建时代的“清官”,歌颂以“清官”为化身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继续帮助他们制造迷雾,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把它装潢起来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舞台上的“清官”不同于历史上的“清官”,它是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化身,人民在“清官”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歌颂这样的“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并且用这些理由为《海瑞罢官》辩护。这些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⑺⑻)

过去某些“清官”戏里的“清官”形象,是艺术的虚构,他们在舞台上做了一些历史上的“清官”所不可能做的大快人心的事情,的确反映了人民中某些人的幻想和愿望。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和愿望呢?在封建时代,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幻想和愿望。一种是革命的、健康的、积极的、前进的幻想和愿望;另一种是落后的、软弱的、消极的、保守的幻想和愿望。后一种幻想,是弱者的命运。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着幻想,对虚伪的封建法律道德存在着幻想,并且把这种幻想在舞台上加以实现。这样,戏剧舞台上“清官”的形象越高大,封建法律、纲纪、道德就越是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劳动人民也就越是苍白无力,阶级斗争也就越是黯然失色。就以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臆造的一个处斩相爷公子的情节来说吧,这种艺术处理,从政治效果看,无非是希望借舞台上一个恶霸的脑袋,在现实生活中赢得对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和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片掌声。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批判旧时代的消极的幻想,用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来消除这种幻想。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部分人民由于处在软弱的尚未觉悟的状态而产生了这种幻想,因而也产生了某些表达这种幻想的“清官”戏,那末,在今天,中国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都根本改变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早已摆脱了弱者的命运,那种奴隶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在这个时候,写出《海瑞罢官》这样一出“清官”戏,又是反映什么人的愿望,倾注了什么人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又是要反抗什么、向谁作斗争呢?

(二)《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海瑞罢官》在舞台上出现并且受到一批人的热烈赞扬,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个别的事情;它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是当时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喧嚣一时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

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一种思想、理论、倾向的出现,只要它引起社会的注目和反响,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那么,要理解它,就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发现它的根源,必须把它摆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看它起什么作用,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对谁有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教导的、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

《海瑞罢官》的写成和演出,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那几年间,艺术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死人”统治的怪现象。戏剧方面最为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完全占领了舞台。在学术研究中,响起了一片颂扬帝王将相、颂扬清官好官、颂扬一切封建阶级英雄人物、颂扬整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声浪。

一九五八年以来,同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的革命高潮相配合,在学术界,对厚古薄今的倾向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革命的批判的风气大发扬。一批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人,着手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过去被统治阶级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这个学术革命很是激怒了一些人。因为它触动到他们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深处,冲撞了他们感情上最熟悉、最珍贵的东西,摇撼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来了一个大反复、大反动。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潮流泛滥起来,利用我们检查和纠正学术革命中某些缺点的机会,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学术革命本身。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①①,“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①②,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①③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①④,“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⑤。他特别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①⑤,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①⑥,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为什么这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对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在那个时候,忽然盛行起来?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反复,只能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形势变动的反映。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个反复,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发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进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积极鼓吹什么“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掀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舞台上和学术界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相呼应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复辟活动,总是要借助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而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结晶出来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它的影响、它的潜移默化的能力,是很大的。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它们能够而且必然结合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盟。用封建的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抗,就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辟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准备思想条件。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要了解《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不仅要考察它对历史采取怎样的态度,宣传一种怎样的历史观点,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它所反映出来的对现实的态度,它表达和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谕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①⑦。他似乎是用这段话来批评旧历史剧,实际上又何尝不是用来说明自己的新编历史剧。

哪一个历史剧没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哪一个历史剧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为而发?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而发。不论剧本选择的是多么古老的题材,它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写的,是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看的,是想要通过它向人们宣传一种思想,抒发一种感情,唤起一种反响,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一种作用。古往今来的历史剧,都是如此,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不例外。今天,我们对历史剧的要求同过去的不同:过去的作者往往为了现实的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不顾历史的真实,而今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则必须努力把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对历史的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年中出现的新编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对现实的态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是热爱的,拥护的,他们是从歌颂现实的感情出发,从鼓舞今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出发去写历史剧,尽管他们的作品也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在这个或那个观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同志,他们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本来感情很淡薄,而沉醉在古代的东西中间,或者是在暂时经济困难而前经不住考验,在现实中看不清前途,因而就转向古代的东西,欣赏封建主义艺术,到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趣味。还有极少数人则不同,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积累了深刻的不满,在阶级斗争的一定环境和温度下,迸发出来了。他们写历史剧,是为了借古非今,用古人的口吐自己的心声,发泄不满,攻击现实。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这里,重温一下一九五七年前后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在文艺方面提出所谓要“写真实”,“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他们直接从反动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现实,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他们直接歌颂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英雄”。到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资产阶级进攻所采取的方式也变化了。这一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以写历史题材的方式出现,而把他们对现实的阴暗心理,灌注到对古代的描写中去。他们用古人的躯壳,去容纳他们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的灵魂。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攻面前,他们觉得天昏地暗了,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所以,《海瑞罢官》中唱出了“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谢瑶环》中唱出了“载舟之水也翻舟”。《李慧娘》中唱出了“时艰急草万言书”。船要翻了,时势艰难了,不久长了,这是他们对形势的感觉和估计。他们觉得是号召人们起来抗争的时候了。《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罢黜的清官,他“要为生民作主张”,“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不为强暴所屈”,“不怕杀身之祸”。《谢瑶环》塑造了一个遇害的女杰,她“为民请命”,“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李慧娘》塑造了一个复仇的厉鬼,她“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死后报仇冤”,“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请看,这三个剧本,不但在精神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是多么一致!“为民请命”,同当道的“强暴势力”作殊死斗争,成了它们共同的中心口号。他们又都特别声明,塑造这些“英雄”,是为了要“我们今天学习”②③,是要对今人发生深刻的“教育意义”①⑧,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①⑨,是要予读者或观众以“现实斗争的指导”②①,总之,是渴望唤起一种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抗现实的斗争。《李慧娘》中特别借“急草万言书”的太学生之口说:不要去骂那死人了,“还是对付这活着的”,“还要写到目前才是”。这不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吗?

什么是“为民请命”呢?“为民请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革命者的口号,在今天,更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呼声。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还要谁去替他们请命呢?那些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的英雄,究竟是为谁请命,又是向谁请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不是站在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中,而是站到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外面和对面,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向党请命,同党斗争,似乎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党,反而是他们,这样,他们究竟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总要在农民问题上大作文章,“为农民请命”是他们惯用的口号。这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地、富、反、坏讲话吗?不能。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讲话吗?也不能。他们只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忧的是灾黎苦”,同情和关怀的是农民的利益。他们诅咒社会主义改造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如果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被改造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巩固和发展了,那么,资产阶级就彻底被孤立了。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呢?于是,他们挺身而出,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他们“不畏强暴”,要同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抗争。

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还在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英雄”出来,叫嚷什么“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为“农民”鸣不平。一九五七年前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和发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大嚷什么“农民生活苦”,并且刮起了一阵“合作化不行”,“不如单干好”的小台风。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中,再一次跑出来这样的“英雄”,把农村情况说得一团漆黑,大肆宣传“单干优越”论,掀起了一股“单干风”。

这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过去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吸吮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踩在九地之下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翻了身,走上了消灭剥削和逐步消灭穷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居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了。

这样,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看,从当时剧本写作和演出的实际背景看,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看,《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不是很清楚吗?

原来,在戏剧舞台上抬出一个历史人物,把他塑造为农民的“救星”,不过是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企图把自己装扮为农民的“救星”。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舞台上的海瑞是按照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面貌塑造出来的。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平。至于历史上农民反对兼并、要求田地的题材,不过是被借用来表达今天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反对人民公社,要求恢复单干,恢复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愿望。在同一个时候,不但《海瑞罢官》大写“退田”,《谢瑶环》也大写“退田”,甚至《李慧娘》中也引用了“公田枉自害苍生”的诗句。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在《论海瑞》中不是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的确,在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大量宣传文字中,有过几句游离于他的全部宣传的主旨之外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全部宣传的意图和倾向。以吴晗同志第一篇宣传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来说,这篇文章根本不讲海瑞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上,不讲这件事情的阶级实质,不讲海瑞敢于向皇帝直言进jiàn@①是这个封建阶级的优秀人物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行为,而是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以一骂为快,甚至说什么就是“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②④。请问,这种感情同什么人共鸣?吴晗同志还离开阶级分析,大力宣传一种抽象的“傲骨”精神和所谓“反乡愿”的态度,宣传“老来傲骨犹然在”,请问,这在现在又是同什么人的精神状态相符合,它的矛头指向哪里?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象一些吗?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五九页)

在这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辩论中,透过“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揭露这个新编历史剧所代表的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

作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①吴晗:《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论海瑞》《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海瑞的故事》,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

《海瑞》《新建设》一九六○年十、十一月号。

②《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

③如《明孝宗实录》成化二十三年诏:“各处地土山场湖荡,军民开垦管业已久,近年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及奸诈无籍之徒侵占投献。虽有禁约事例,多不遵守,以至小民受害无伸。诏书到日,限一月以里退还。敢有不遵并今后仍前侵占投献者,许被害之人告理,照例治以重罪。”

④见《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二,嘉靖六年;《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

⑤《明史·徐阶传》:徐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

⑥《嘉隆新例附万历》二,户例,《玄览堂丛书续集》一○三册。

⑦《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六,嘉靖三十一年。

⑧《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⑨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⑩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一九六一年第九期。

①①《吴晗同志谈历史剧》《戏剧报》一九六一年九、十期合刊。

①②吴晗:《谈武则天》《人民文学》一九六○年七月号。

①③吴晗:《有关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知识普及的问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①④吴晗:《说道德》《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再说道德》《前线》一九六二年第十六期;

《三说道德》《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①⑤吴晗:《再谈历史剧》《文汇报》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①⑥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

①⑦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①⑧田汉:《谢瑶环》《剧本》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合刊;单行本,东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①⑨孟超:《李慧娘》《剧本》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合刊;单行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②⑩繁星:《“史”和“戏”》《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②①史优:《也谈历史剧》《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②②繁星:《有鬼无害论》《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②③吴晗:《海瑞罢官》引言。

②④刘勉之《吴晗》:《海瑞骂皇帝》《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拣右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015年12月27日星期日

1965.12.28邓小平鼓励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不要怕党员人数少

1965122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和领导机构成员弗·罗素。在谈到国内问题时邓说:我们在做两件事,一是建设,一是备战,建设同备战结合起来。在工业方面,现在可以说我们比较懂得怎么样搞工业了。最精密的机器我们自己也能造,就是数量还不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现在已成为我们全党的口号。在谈到党的建设问题时邓说: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党。这个战斗力表现在党的组织是最高度的民主和最高度的集中相结合。要有高度的民主,但是没有高度的集中就没有战斗力。一定要照列宁所说的,建立有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的党。一定要有列宁所说的铁的纪律,否则党就没有战斗力。革命的党一定要有高度的战斗性.有了这么一个党,尽管人数少,也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包括不断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和错误。

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015年12月26日星期六

1965.12.27吴晗发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19651227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于1224日完稿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是彭从上海打长途电话要求发表的,并下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发表前,该社社长范瑾奉彭真之命,先将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审阅。北京日报发表时未加按语,1230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则加编者按如下:“吴晗同志对于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著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应当作怎样的评价,我们希望进一步地展开辩论。”
吴晗的自我批评分为四个部分:“我为什么研究海瑞?”、“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效果和立场”。吴晗检讨说在写《海瑞罢官》时“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全文见http://ccradb.appspot.com/post/3304
并不奇怪的,吴晗的自我批评并没能获得谅解反而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比如说《北京日报》发表时未加按语就是包庇吴晗。这让试图保护吴晗的彭真大为不满,彭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说“不要任何一个自我批评一出来,就都认为是假检讨,真进攻,这样人家就没法活了。”

——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1967.05.16;江西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轻骑》、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猛闯》兵团,《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8.01.01;《彭真年谱(第四卷:1960-1978)》,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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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吴晗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一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研究、认识海瑞。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己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

二、《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页一四六──一六八。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海瑞》一九六○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二二八──二三七。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的《北京文艺》,二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八月间加上一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①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前言中说:“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剧本)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查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象海瑞这样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在海瑞作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作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在北京作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作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罢官》是以除霸为主题的,但是许多批评的文章却把笔锋指向退田这件我认为是陪衬的事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海瑞强迫乡官退田说是改良主义的措施,《论海瑞》中说过:“不改变生产关系,简单地要求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部分田地,少剥削些,农民的苦楚减轻一些,无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还是封建的剥削的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依然不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海瑞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地农民、特别是松江的农民,乡官们骂他们是“刁诈之徒”,是“刁民”,多年来一直在告乡官夺产的状,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告状的时间如此之长,告状的人如此之多,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告乡官夺产的状呢?这要从苏松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来分析,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

从明朝一个朝代的情况来说,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和地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从时间前后来说,明朝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数量很大的地主分子由于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大量地被消灭了;元朝官僚、宫廷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因政权的被推翻而变成官田;由于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剧减,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地旷人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朝政府把无主的、抛荒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就这样,在明初几十年中,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着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从地区来说,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旧地主阶级不象北方那样,大量地被战争所消灭,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参加了明王朝政权,不止保存了原来拥有的土地,还有所增加,有所发展;还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成群新贵族、公侯将帅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逐步增加了,和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明初几十年中,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而北方地区却比较安定的经济原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东南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也不断跟着发展,阶级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锐化了。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基本的情况。就苏松地区而说,还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第一,苏松地区的田赋特别重,明代全国实物税收约三千万石左右,苏州一府七县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一府三县占一百二十一万石。苏州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百分之九点五。③松江垦田数只有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六顷,比苏州少一半。④苏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负担还重,松江三个县的负担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第二,是这两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国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数七分之一。⑤苏州垦田总数内官田为六万五千零三顷,民田为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顷。⑥大致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强。松江府垦田数内官田为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三十三亩,民田却只有七千三百顷二十三亩。⑦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总数七分之六弱,民田只占七分之一多一点。官田和民田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因为从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从贾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东吴张士诚)的豪族地主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⑧官田只是个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的田地。官田比民田赋税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税,一亩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盖几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远,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间,或为官,或为民,轻重悬绝,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者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久之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贫者不能供,则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无所出则摊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牵,同入于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谓均徭者,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务逐末而不务力田,避重役也。……所谓重役者大约有三,曰解户,……曰斗库,……曰粮长,……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当之则一家破,百家当之则百家破,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其役,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绩,此之故也。”⑨说这话的人是明武宗时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几十年,他说的苏松地区经济情况是和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没有很大差别的。官田田赋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这样,把重赋都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的日子便越发不好过了。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苏松地区人口就日益减少,据明史地理志苏州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四十九万一千五十四

(公元一三九三)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九

(公元一四九一)口二百零四万八千九十七

万历元年 户六十万七百五十

(公元一五七三)口二百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松江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

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二十万五百二十

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十三

万历元年 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

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十四

很清楚可以看出从公元一三九三年到一五七三年,一百八十年中,苏州府的户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却减少三十四万三千人左右。松江府户也少了,口则剧减到七十三万五千多人,减去一大半。这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垦田总数七分之六弱,农民负担不起,大量逃亡的缘故。这两个府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据当时人纪载,有的人成为大官僚地主家里的仆役,有的成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条船作买卖,当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有的跑外乡外地去谋生,流浪。这种情况也就是王鏊的所谓逐末。

农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负担租税和徭役,在那时候,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一面是农业人口的大量逃亡,象松江府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年,从一百二十多万的人口,减少到只剩四十八万四千多人,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另一面呢,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还规定了一套特别优待的办法。办法规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粮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一直到从九品还可以免粮六石,免役丁六丁。外官免半。致仕官亦即乡官依照品级免粮、丁十分之七。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役丁二丁。生员已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七丁,新进生员不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五丁。计算方法是“田十亩准一丁,田二十五亩准粮一石以算。”⑩这样,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拥有土地多,免的粮、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农既非官僚,又非生员的,一遇重役,便非破产不可。明末温宝忠说过:明朝里役负担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亩田地的农民,假如家里不出一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得破家荡产。①①顾炎武也说:“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又沉痛地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对乡官直到生员的优免,优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无所失,而是分摊到里甲去的,分摊到农民身上去的,粮、差的优免部分“尽归于小民”,以此,一个地区的乡官、生员愈多,小民的负担也就愈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海瑞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长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便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接着说:“国计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宽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赐矣。”田赋定额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赋以外的额外需索,则希望能够少要一点,宽一分也好一分。其次,没有功名,也弄不到监生、生员的中小地主、富农,为了逃避重赋、重役,保全家业,自动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门下也就日益众多,叫作投献,就这样,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也就日益贫困,走投无路了。

投献也要加以分析,一种是自动投献的,一种是狗腿子强迫投献的,这两种都不经过买卖手续,是无代价的。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那一家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用高压手段以低价勒买的,也叫作投献。

投献是违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为损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又规定“军民人等将竞争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朦胧投献……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换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①③这里指的都是无代价的投献。只有第三种以低价勒买的,才能“或许之赎”,前两种是说不到赎的。

明代的皇庄,公元一五一六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共计九万余顷,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九百十九顷,不过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畿内地区,没有一个皇庄是在苏松地区的。①④同时,明代各朝所封亲王也没有一个是封在苏松地区的。①⑤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皇庄。这个地区唯一的土地掠夺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在朝的苏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乡的官员──乡官。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

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阶级斗争已经展开了,农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采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应该明确指出,农民到官府告状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文化,告状的状纸要花钱请人写;到府、县城告状要耗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时候,农民是不会轻易告状的。

这种告乡官夺产的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刁民,刁诈之徒,打官司告状叫刁讼,刁风。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六月任应天巡抚时,便面对着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他在督抚条约上说:“本院到处即放告。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江南刁风日盛。”“江南民风刁伪。”①⑥他也打老百姓的板子,关老百姓在监牢,也把他所认为刁民者枷号在衙门门口。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乡官一鼻孔出气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判案却有自己的标准,在任淳安知县时,颁布的判断疑狱办法:“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①⑦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段公开的文告进行具体分析,在判断疑狱上,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判断争言貌上,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是从反动的封建礼法,封建等级制度出发的,是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判断疑狱,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特别是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在他看来,在疑狱和争产业问题上,屈了贫民,可能引起不安、骚动,对王朝统治不利,屈了富民,屈了乡宦,他们经得起屈,屈一点也不要紧,这个屈也还是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

他面对着苏松地区,特别是松江“告乡宦夺产者几万人”的斗争形势,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处理的。

松江的情况,他说:“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他向府县官、诸生员、乡官之贤者问故,原因是“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①⑧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背景是什么呢?徐阶是华亭人,他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入阁的,四十一年当首相,隆庆二年(公元一五六八)致仕,当了十七年宰相。①⑨从公元一五五二年到一五六九年,恰好十八年,这个二十年正好是徐阶当权的时代。(⑸⑹)

海瑞企图缓和这个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占农民田地的办法,根据明王朝的法律:“盗卖田宅:凡盗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②⑩他要退的是什么田呢?他说:“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谓实有断卖文契也。苏松四府乡官,贤者固多其人,厉民致富者诚不为少。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实卖文契耶!臣于他府县告系白夺之状,间行一二,惟华亭县告乡官状,所准颇多。”②①由此可见,他下令强迫乡官退的田是白夺的田,也就是不付分文代价,用强占手段白白夺来的田,是没有实卖文契的田,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可见退得是不多的。退了没有?海瑞自己说:“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数册到臣见在。天理人心,不容泯灭。”②②他在给徐阶的信中也说:“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②③再拿海瑞的对头,轰走海瑞的徐阶的话来印证:“自隆庆庚辛(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一五七一年)间,吏兹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为政,而端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民靡焉@①丧其廉耻之心,毁弃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为仇,故家旧族,所在破败。彼其意以为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则贫者当富矣,而岂知人情得财既易,用财遂轻,加以奸恶之徒,竞相诱引,淫奢饮博,视如泥沙,讼墨未干,空空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则不可复振,盖里巷之间无富民者数年矣。”②④隆庆四年三月以前吏兹土者就是海瑞,这封信是写给当朝首相张居正,是骂海瑞的。由于他的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当然有歪曲,但也说出一件事实,那就是海瑞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夺、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田,是“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富者是乡官,贫者是农民。以此,明史海瑞传也说:“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也说他做得过火了一些:“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这个屈也就是海瑞所主张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屈。

海瑞退田的效果如何?海瑞自己说:“臣任九个月矣。……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②⑤贫者自贫,富者自富,是他自己的总结,说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正因为他依据王朝法律强迫乡官退田,他是被苏松乡官在朝的代言人给事中戴凤翔弹劾下台的,他一离任,新任巡抚当然一反他的所为,所退的什百之一的田,不言而喻,又退还到乡官的手里去了。剧本《反攻》一场,徐阶说:“换了新官,还不又是我们的天下。”是指出这一点的。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海瑞罢官》前四稿以退田为主题的末场,众乡官在迎接新任巡抚戴凤翔时说:“戴都老爷今日上任,他上本参倒海瑞,是我等重生父母,再世爹娘。如今又来巡抚东南,这一来呵,三吴又是我们的天下了!刁顽愚民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良田好地又要物归原主了!感恩戴德,我等在此迎候。”(根据一九六○年五月写的第三稿油印本)这一段是和《反攻》一场徐阶的话相呼应的。点明了海瑞罢官后所退的田又退还到乡官手上去了。五稿以后改以除霸为主题,末场大大改写,把这一段话删去了,退田又退回到乡官手上去的事实便不那样醒目明确了。

当然,退田中有一部分是退给投献户的,但不完全是。至少有一部分是退给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农民。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的有几万人,一人代表一户,松江府在一五七三年的人口数,才四十八万多一点,按一五七八年的全国人口和户数的平均数计算,每户为五点七人,这样松江才有八万四千多户,在八万多户中,告乡官夺产的就有几万户,假如全是投献户,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个比例看来是太大了些。

姚文元同志批评说:“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徐阶确是退了一部分田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退给谁呢?姚文元同志说:“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纪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查《国榷》的原文是这样的:

隆庆五年七月庚午,蔡国熙为按察副使,整饬苏松兵备。……至是高拱擢之以迹阶,松人群起讼之,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

入田四万亩于官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海瑞是隆庆四年三月以后离开应天巡抚任的。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子事。

正因为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了制止农民逃亡,赋税减少,和徭役征发,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执行封建法律的退田办法,并且还执行了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方针,他就遭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攻击,以致罢官。毛主席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②⑥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行不通,办不了。他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者。

海瑞走了,农民是不是就不告状了呢?上面《国榷》说“松人群起讼之。”和海瑞同时的华亭乡官何良俊骂他:“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一二年不止,东南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又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②⑦稍后的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也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风起,江南鼎沸,延及吴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占夺之名。自庚午(公元一五七○年)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习为故常,专此诬讦。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尝闻吴中杨震崖(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然则强御乃我辈也。不亦哀哉!”②⑧沈德符的话也有过分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已经有大量的人告状了,沈德符却把这件事全算在海瑞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由此看来,第一,海瑞退田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官僚地主阶级是发生了震动的;第二,地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不大可能指的是中小地主;第三,一五七○年以后,过了四十年,浙西一带的农民还在告地主的状,“以贱凌良,以奴告主。”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封建地主阶级极为痛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一五六九、一五七○年,苏松地区是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农民是和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海瑞所采取的执行封建法律的改良主义的退田措施,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目的是在缓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在使农民不逃,田地不荒,便于徭役征发,当然,这样做,对得了退田的部分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决不能说成海瑞是站在农民立场上。

根据以上分析,在海瑞以前,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在海瑞离任以后的四十年中,封建统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亦即被他们白夺土地的农民,是在始终斗争着的,并没有屈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农民应该是正面人物,英勇顽强,斗志昂扬,但是剧本写农民苍白无力,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喊“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被当堂打死,不吭一声。“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海瑞下令退田后,众乡民说:“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最后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不是由于农民自己的斗争,而是由于一个清官解决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混淆了,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立场性质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尽管也强调了这一方面,“江南地鱼米乡多交粮饷,……恶乡官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琢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要申三尺皇家法”,“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谈孔孟说诗书取法先王,……学乡愿讲圆融愧对吾皇。”,“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但是,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松江地区的乡官渐富,民产渐消的情况,在他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府县官、生员,甚至乡官的贤者都对他说了的,海瑞在官僚中、甚至部分乡官中,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他并不孤立。但是剧本却不提这些,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在家庭中只得到他母亲一个人的支持,这不但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而且还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对读者、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

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吴淞江是修成了的,这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经谈到了。白茆河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

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把修吴淞江的经过说明一下。

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说明,他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巡历上海县,亲自相视,量得淤塞当浚地长该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阔三十丈,今议开十五丈,计该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二两二钱九分。因为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他就结合修河和救饥,“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经费来源是他自己筹措一部分,乡官史际捐出赈济谷二万石,并要求量留苏松常三府漕粮二十万石。②⑨以后他又报告:“各县民告饥甚急,臣思昔人兴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实自初八日以后,人工方集。二月二十后渐收工,二十九日告成。……止用过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③⑩他在给人的信上也说:“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③①此外,明史河渠志和嘉定县志都有修成的纪载。连骂他的何良俊也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③②可见这工程不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我在文章和剧本中说成不到一个月,是错的。),还是当年就见效的。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修水利是不是好事,为了什么目的。

历史上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时代,是比较注意修水利的,因为水利不修,常闹水灾,就会影响王朝的田赋收入。海瑞修吴淞江应该说是好事,决定是他作出的,经费是他筹集的,人力是他组织的。但是,还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借兴工来救灾,灾民没有饭吃,闹起事来,可不得了。以工代赈,一举两得,这便是他的目的。当然,修水利参加劳动的是遭了灾的劳动人民,功劳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但海瑞也应该算上一份。

关于除霸,内容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根据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说没有是说洪阿兰一家三代被害的故事是虚构的。说有是根据明史徐阶传:“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③高拱传:“阶子弟颇横行乡里。”③④李贽海瑞传:“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③⑤谈迁枣林杂俎:“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是根据这些资料虚构出来的。

惩处贪官污吏的情况也是这样。梁云龙说:“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③⑥黄秉石说:“贪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⑦谈迁说:“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⑧明史海瑞传也说:“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剧本中判处王明友、李平度、萧岩的死刑和革职,也都是虚构的。

关于对清官的看法,我过去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象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③⑨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既然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为他的本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末,无产阶级能够向他们学习什么呢?就以《海瑞罢官》为例,我说“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这个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和无产阶级的刚直不阿,有没有社会内容、本质上的区别呢?不讲区别,不讲本质不同,是不是要无产阶级去学习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呢?这样一检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问题就多了,我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文章的结尾都说这人的某些品德值得今天学习,没有区别,没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由此就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总之,社会性质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观点。”④⑩在谈骨气时也说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当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英雄气概,有它自己的骨气。”④①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更具体指出古代的民族英雄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有着最终的目的和任务的根本差别。④②这都是正确的。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三篇文章却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和许启贤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批判,不能继承;第二,道德是上层建筑,是从不同社会、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反过来又为下层基础服务,保卫本阶级的利益;第三,无产阶级道德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它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成长、壮大、提高、发展,一句话,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而形成的。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道德绝无共通之处。

由此,也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正确的。但又说:“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就有问题了,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其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是封建官僚的标准,还是人民大众的标准?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分析的根本问题。

由此看来,我的思想深处,同时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有一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以此,有时候写对了,更多时候写错了。两种对立的东西经常在头脑中作斗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没有挂帅,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所以犯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现在认识到,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自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我也曾说过:“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④③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没有写文章。没有写,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没有错误的东西,不过没有暴露出来罢了。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也跃进了,不但写,而且大写特写,越写越多,暴露出来的错误也就越多。经过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这样,至少,犯过的错误,经过批评以后不会重犯了。要是不写,不暴露,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思想中发霉,会使你中毒,最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海瑞罢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评,对我来说,确是好事,这使我重新认识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立场、观点;促使我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好处是说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再去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教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拿这个标准,即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来检验《海瑞罢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尽管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但是《北京文艺》的发表,北京京剧团的演出,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事,出单行本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这样情况下,《海瑞罢官》的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什么效果呢?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去追究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年月写的,他们是在一九六一年读到、看到的,这是一个铁生生的事实。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江西上饶县中学朱彦同学已经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有个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④④这是多么严重的恶劣的效果!还有,这个剧本“反映”什么呢?向海瑞“学习”些什么呢?不言而喻,这种“反映”“学习”给党和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个剧本在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经过五年的长时期,对这样具有严重性质的问题,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几场以后,就停演了,为什么?没去想。甚至在两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肯动脑子,引起反省,只推说是一九六○年写的,便自以为了事了。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态度是对当前政治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党、人民事业的严重不负责任,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

由此再进一步认真严肃地进行检查,“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④⑤我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没有照老样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问题以后,还不知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呢!其次,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突出海瑞这个人物,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一切歌颂他的话,不加具体分析,都在我的一些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里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历史家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阶级。当时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当然没有农民的著作流传下来。即使有个把民间艺人创作的关于歌颂海瑞的作品,那也还不是受了封建历史家的影响。就这样,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和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

既然错了,那也不要紧,改了就是了。但我没有改,在一九六○年写完以后,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加序出单行本,这就是错上加错了,性质也就更加严重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呢?毛主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④⑥重读这一段,好象就是针对我的批评。不是吗?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一切皆好吗?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尽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为已经在政治上摆脱超阶级观点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但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观点,甚至还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所俘虏。

这个严重性质错误的揭发,对我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

我对于这个错误,“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④⑦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诚心诚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评。

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止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认识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还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能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我就以这篇自我批评为起点,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后,参加这个兴无灭资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最后,我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后还要继续检查,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错误,转变立场。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十二月二十四日

①《灯下集》(第二版,以下同此)页一六七

②同上,页一六五

③《春天集》页二○六──二○七

④松江府志卷二十

⑤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

⑦松江府志卷二十

⑧《春天集》页二○七

⑨明经世文编卷一二○王鏊王文恪公集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

⑩海瑞文集页一四一──一四二

①①温宝忠遗稿卷五士民说

①②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

①③明律五户律二田宅

①④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明经世文编八十七林俊查处皇庄田土疏,八十八传奉chì@②谕查勘畿内田地疏,夏言夏文愍公集卷一勘报皇庄疏

①⑤明史诸王传

①⑥《海瑞文集》页二四四,二五一,二五六

①⑦《海瑞文集》页一一七

①⑧同上,页二三八

①⑨明史卷一百十宰辅年表

②⑩明律五户律二田宅

②①《海瑞文集》页二三七

②②同上,页二三八

②③同上,页四三二

②④徐阶徐文贞公集二上太岳少师乞救荒

②⑤《海瑞文集》页二四○

②⑥《毛泽东选集》页三十三,十七

②⑦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②⑧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

②⑨《海瑞文集》页二三一──二三二

③⑩同上,页二三四

③①同上,页四四一

③②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③③明史卷二百十三

③④同上

③⑤续藏书卷二十三

③⑥《海瑞文集》页五四○

③⑦同上,页五六三

③⑧国榷卷六十六

③⑨《春天集》页二○三──二○四

④⑩《灯下集》页一九八

④①《春天集》页十二,十四

④②同上,页一一四

④③《灯下集》页三

④④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文汇报》

④⑤《毛泽东选集》页八七五

④⑥同上,页八三三

④⑦同上,页八七五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留上下加亚右加斤

@②原字耒加力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

1965.12.26彭真同中共上海市委谈吴晗《海瑞罢官》问题

彭真在杭州见过毛泽东后前往上海,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向彭真汇报,在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指示发表时,彭真不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讲了他主张“放”的方针,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指责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时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位,而应当把《北京日报》按语放在第一位。彭说:“邓拓署名向阳生的那篇文章我叫他那样写的。”彭对张春桥说:吴晗在民主革命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吴本人也写了检查,准备公开发表;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过的。
(按:邓拓的文章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同志商榷》,见http://50nianqian.blogspot.com/2015/12/19651212.html


出处: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1967.05.16;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上海市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6月,上海市档案馆A22-1-897;《彭真年谱(第四卷:1960-1978)》,第456页.

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

1965.12.25文汇报发表《不要锄掉<海瑞罢官>这朵花》、广州猪肉零售价降价

19651225日起,广州市零售猪肉降价(上肉每斤由108元降为1)。广州市是年猪肉供应量比1957年增长6成多。
出处:广州市档案馆编《广州大事记》(194910月—199412月), 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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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19651225日发表王鸿德的文章《不要锄掉<海瑞罢官>这朵花》,不同意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诸多批评,认为该剧不是“毒草”而是“一朵花”。即便该剧有不足,比如没有揭露出海瑞作为清官对农民实行招降的本质,也只应靠写出别的揭露海瑞欺骗麻痹人民的作品,“互相映衬,互相弥补其不足,就会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园地大放异彩”,而不应禁掉《海瑞罢官》及同类作品。全文如下:.

不要锄掉《海瑞罢官》这朵花
  鸿 
剧本《海瑞罢官》使人读了后大快人心,海瑞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杀了贪官和恶霸,真是扬眉吐气。我们一定要学习海瑞的那种“刚直不阿”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而姚文元同志认为,剧本没有使人看到清官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海瑞的主要行为除霸又不能表明他的阶级立场,因而说剧本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不符合历史真实
但是符合历史真实不一定就要求非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来表现人,不一定非要暴露人的阶级本质不可。因为剧本不是为海瑞作传,而是反映了封建社会里阶级斗争中所产生的事实。就本质而言,历史上的清官有时能够惩办贪官,不能归功于封建的士大夫阶级,而是劳动人民的压力使之然的。因为清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历代封建王朝都是被农民推翻,统治阶级内部中比较有远见的人从中看到农民力量的强大,知道只有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才能巩固封建统治。他们要效忠自己的主子,就要和贪官污吏作斗争。与其说清官在为民除害,倒不如说农民起义的余威在伸张正义。没有以前农民起义的影响和当代农民斗争的压力,清官决不会清。不管清官主观上怎样想,他们实际上是农民意志得到部分地实现的工具。惩办贪官、铲除恶霸,一向是我国古代农民的美好愿望,而且在事实上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而部分地得到实现(也是不彻底的)。将这样的事实加以概括和集中,剧本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是符合阶级斗争的真实的。
要问剧中的海瑞阶级立场、阶级关系如何,我们说在除霸这件事上,海瑞只能作为劳动人民的工具,就是把海瑞写成劳动人民的救星,完全站在徐家佃戶的一边,也未尝不可。
但历史剧不是神话,也不是民间故事。清官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只是在某些具体的事情上,他们起了劳动人民工具的作用。因此就有必要指出他的阶级本质。剧本《海瑞罢官》在这方面也是作了努力的。海瑞一出场就说,“江南地鱼米乡多缴粮饷”“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而海瑞的母亲又用“五十年勤苦读”的“孔孟诗书”和封建社会的清官榜样来教子。因此海瑞的除霸,退田,只能反映他是效忠皇上。“我海瑞如顾私恩而忘国法,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句话正表明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是皇帝的忠实走狗,也表明他是一个希望皇帝和百姓都好好过日子的改良派。剧本努力不“混淆敌我,抹杀地主价级专政的本质。”只是这本质的一面没有形象化罢了。
姚文元同志认为剧本抹杀了封建国家的阶级性,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华亭知县的“官司出入但论钱”的断案原则是表明封建国家工具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人们恨华亭知县,不只是恨一个地方的赃官,而是恨整个剥削阶级。人们看到那时的上下一片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在剧中出现的官,除海瑞和一个胆小怕事的,全是坏蛋。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官场是如何黑暗,象海瑞这样的官是非常罕见的。况且,海瑞到任脚还没站稳,就被恶势力所排挤,削职为民了。不难想象,新来的贪官戴凤翔也一定和王明友一样,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能被“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所迷惑。我们看国家的阶级性,不是看这个国家统治阶级是怎样说的,而是看他们的大多数是怎样做的。剧中贪官污吏的作为不正是反映了国家的阶级性吗?作为劳动人民理想的化身的清官在除霸时,不依靠皇法还靠什么?要是姚文元同志来写清官除霸,那一定是清官把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开一个斗争大会,让农民来处死贪官恶霸,这才没有抹杀国家的阶级性。这样做是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因为除霸的真正力最是农民,但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历史上的清官是既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主张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的一面,又有为了效劳统治阶级而欺骗和镇压农民的一面。我们认为两个方面都可以写。写后者是符合清官的阶级立扬、阶级关系的,因而更加其实,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封建社会,明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而前者不是清官的本质的一面,这样写,剧中人物不能和历史上的清官混为一谈。即使海瑞在历史上确实为人民做了些好事,对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但也不能认为剧本在刻划海瑞之类的清官,而只能看作是劳动人民理想的化身。这样写,比神话和民间故事更有真实感,容易使人受到鼓舞。
也许姚文元同志会说,把这个次要的非本质的一面加以夸大,而主要的本质的一面只是几笔带过,不是会使人模糊对清官的认识吗?
确实《海瑞罢官》一方面鼓舞人要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教育人要艰苦朴素,不贪污、不浪费,另一方面又可能使人认不清“好官”的真面目。但若在剧中既写海瑞为民除害,又揭露海瑞对农民实行招降等的本质,就只能是历史教科书,而不是剧了姚文元揭露出清官的本质和国家的阶级性,指出真假海瑞的本质区别,是可以作为《海瑞罢官》的一个很好的附注,以防止不良的客观效果发生。如果认为还不够,那就让其他剧作家写些海瑞是怎样欺骗,麻痹人民,为统治阶级平息风浪之类的作品。这样,在我们的园地里就又多了一朵花。为什么一定要在栽培这朵花时就要把《海瑞罢官》这朵花锄掉呢?事实上,锄掉的还有《海瑞上疏》等花。这类剧可以使人们学习古人的许多优秀品质,虽然这些品质不能反映他们的阶级立场,但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符合历史真实。当然也有副作用,然而起促进作用的仍是剧本的主流,所以我们认为这类作品仍是花朵这类花不锄掉,园地里若再生长出另一类花(暴露清官本质的),就可以互相映衬,互相弥补其不足,就会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园地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