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1965.11.29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周扬对业余文艺创作者讲话、合肥下黄沙

《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剧的文章,并分别加了编者按。
《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是:“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1110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认真读一读。
1961, 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 极力美化统治阶级,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形象,要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海瑞的所谓的“退田”、“平冤狱”以及所谓“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 等等,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 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 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来看待历史, 看待现实, 看待一切事物。我们军队的同志, 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 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 到底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对什么不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凡是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的事情, 我们就坚决拥护, 坚决去干。反之,就坚决反对, 坚决不干。
希望大家在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 议一议。大家要关心报纸刊物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从中吸取教益。
据时任《解放军报》文化工作宣传处编辑宋维说,这个调子最高的编者按并非奉上级具体指令写的,而是报纸领导认为既然毛泽东不满意北京报纸不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那就说明毛同意姚文元的批判,那就按姚文的调子写。不过在这个按语引起彭真不满后,《解放军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发表自己的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东西,而主要是转载相关讨论文章。直到后来毛泽东关于“彭德怀也是海瑞”、“《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的话传达后,军报才开始陆续发表部队干部和战士“愤怒声讨”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彭真把邓拓、范瑾、李琪、郑天翔、万里、 刘仁找到家中讨论的,由彭真定稿,编者按对姚文元的文章未置一词,但这本身也是一种表态。全文如下:“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一文,现在加以转载。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 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 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此前后,李琪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不知道,这是江青同志在上海决定的,象这样的事个人作出决定是不应该的。搞得我们很被动”,还说:“姚文元给吴晗下的政治结论帽子太大,说服力不强。今后人们更不敢写文章了。”
万里说《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服力不强,还是咱们(北京日报)的好。

11.29文汇报在《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通栏大标题下,发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人员的署名来信。信前有个加框醒目的编者按,经张春桥反复修改,并指定报纸连登六次。按语说“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实际情况是,姚文发表之前,张春桥已布置一些单位先组织讨论、听取反应。这四封来信就来自先行单位。

参考:《文汇报》1965126日《<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逐步展开》;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企六四第八路军编《覆灭前的疯狂——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罪恶活动大事记》,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宋维:军报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始末,《百年潮》20037月;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文汇报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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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1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由中国作协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他赞扬与会者是“文艺战线上的一支新军。你们是从工农兵群众中来的。你们又会劳动又会创作,拿起枪来是战士,拿起笔来也是战士。”
周扬说反右派斗争后阶级斗争并未停止,在1959-1961年困难时期,“我们的文艺战线也出现了一股逆流。”他列举了舞台上大演各种坏戏和鬼戏,舞台上出现了各种牛鬼蛇神,他特别提到“还有一些戏用隐喻的、借古讽今的手法,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来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不满。”电影方面,出现了“离革命之经、叛革命战争之道”的主张。文学方面有“写中间人物”理论,意思是说贫农、下中农的大多数都是处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状态”。还有的人宣传“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196162年这股逆流达到了高峰。对此,文艺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整风,“这是文艺战线上第五次的大批判。”
周扬不点名的借用林彪1962讲话,说“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当我们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取得胜利;违背了这个路线的时候,工作就遭受失败。”
除毛泽东外,周扬点名引用了三个人的话,分别是林彪、原上海一把手柯庆施和北京一把手彭真,其中柯庆施1962年“要求作家写建国以来的十三年”,彭真说“许多人身子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可是脑袋还留在封建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
周扬表扬了一些作品,包括京剧《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歌舞《东方红》,雕塑《收租院》群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短篇小说《开顶风船的角色》、《政治连长》。
周扬号召作家主要应该写社会主义、写英雄人物,尤其要写当下的先进青年,比如“年轻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最后,周扬强调培养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接班人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接班人要接老一辈的班,但要走与老一辈根本不同的道路。为此,周扬引用林彪对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思想过硬、生活过硬、基本功过硬的“三过硬”要求,说这三项要求对所有文艺工作者都适用。
龚育之等人参与了周扬讲话的整理,到1966年在11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同时发表,明显是重要文章的架势。但是,据龚育之判断,周扬没有把这篇文章按惯例送毛泽东看过。根据会议记录原稿,周扬讲话中有些内容没有出现在正式发表稿里,比如:
“为什么文艺战线上的斗争这么多,你们不要觉得轻易,你们得准备斗,也准备挨斗。为什么文艺方面的斗争如此频繁?会不会挫伤有些同志的积极性?个别的可能有,但整个斗争是必要的,不可少的。没有这些斗争,不可能有今天的会。
文艺是阶级感觉最灵敏的部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要争夺它,作为斗争的武器。文艺是阶级的触觉,有斗争,它必然反映。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优势,真正有知识的人还多在资产阶级。文化遗产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我们又要向他们学,向遗产学
搞文字工作很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有名有利,所以说搞文字工作是个危险的工作。搞文艺很容易脱离工农兵,只要你一脱离,你便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不斗行不行?不进行斗争危险有多大?你们接什么班?接作家的班?接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的班吗?你们首先应该接文艺斗争的班。”
周扬报告中强烈的斗争气势令人震惊,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一位名叫范铿的与会者表态:“过去用枪杆子夺印把子,现在我们得用笔杆子保卫印把子。”
有些与会者感到“文字工作不安全”,河北、陕西、江西等代表团有几人在会上不约而同地说:“这次批判作家的面太宽了,这是危险的职业啊。我家里也不愁吃,还是少写一些,何必呢?”“我们过去不是明方向,现在是要看方向啊。”“社会主义文艺界线在哪里呢?”
一位名叫罗起平的与会者在小组的发言引起会议领导者刘白羽的注意,刘在大会上宣讲这段发言的要点:“凡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光荣的事。听了报告,知道这是危险的,但我们要当突击队,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犯了错误也豁出去了,为了党的事业,不计较这些。”

出处:《人民日报》196611日《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陈徒手,《“挖一天河怎么样?”——记文革前夕一次奇葩全国创作大会》,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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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129日,蒙古漂来浮尘,造成合肥地区下黄沙。
来源:《合肥市志·大事记》

1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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