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9.23合肥五里墩公社光明大队四清工作组请示要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李有华

李今年50岁，地主出身，成分反革命。抗战前就读过高中，1938年参加国军，曾任上尉电台长、少校服务员。1950年竟能进入中共政权新建立的皖北师范学习，被以所谓隐瞒历史罪恶为名而判刑一年。不过获释后，李仍然进入中共政权，在安徽省科协工作。1958李因不服领导、无理谩骂、冒领粮票、殴打同志等罪名，被开除回乡、监督劳动。据称李在监改期间，不思悔改、不服从分配、偷窃、散布反动言论，文革开始又有人举报他家有收发报机（应该就是收音机）等电讯器材、黄色书籍、反动诗词、变天帐等，所以工作组请示要求斗争李。

1966.9.20合肥北门电灌站四清工作组关于罗少德问题的批判、斗争作战计划获得上级批准：

批斗会是毛时代中共政治运动中群众路线的最主要部分，从本“作战”计划之详细包括预先演练，就可以看出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材料中所提到的贪污问题如果为真的话，主要是因为单人处理财物而无见证人所致。在当时物资稀缺的情况下，个人竟能全权处理数千元以上财物而无监督，实难避免个人贪心发作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18-0019-008
全文参见https://twitter.com/ArchiveDaily/status/778084021565816832

1966.9.19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人员谈言论自由、国务院批准停征文化娱乐税、李先念谈手表出口

1966年9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同意财政部为国务院代拟的《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的请示报告”》，并请周恩来、李富春审批，获得同意。该报告提出，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决定对电影、戏剧(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蹈、音乐、曲艺、杂技)全部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这样，全国工商税收减为10个税种，即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契税、关税。

出处：《李先念年谱》第4卷，第372页；滦南县地税局陈树群《文革税收一瞥》http://ts.hebds.gov.cn/dsdzb/2007y/8/200803/t20080301_7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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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摘录）
1966.09.19

〖周恩来接见了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政治部、组织部及监委共七十一人〗

……

刘继英（天文台代表）：上次我们天文台一个同志去印刷厂印刷，那个厂不给我们印。（注：天文台与印刷厂红卫兵观点不同）。

……

张劲夫：当时院文革与院政治部研究过，也与印刷厂联系过，但该厂不同意。后来请另外一种观点的同志，请他们想办法，到外面去印，钱的问题，由文革签个字，可以报销。就是这样解决的。

……

总理：印刷的话，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应该印刷。根据宪法规定，公民就有出版的自由。科学院不管那一种观点，除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以外，都有出版的自由。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管那一种观点，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都是公民嘛。我们都要给他们方便，给他们创造条件。上次（九月七日总理参加了科学院的万人大会）我主张分各研究所辩论，就是为让更多的同志发表意见，给他们以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

我们还有结社，刚才你们不是说有战斗组吗，这就是结社啊！还有集会的自由，还有游行的自由，这都是宪法规定的。还有请愿的自由，不是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吗？五七年也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但下面就有人怕了。还有罢工，因为某些领导人有错误，工人不做工了；还有罢税，因为有的农业税不合理，农民不交税了。不合理的就得改嘛！还有罢课，学生给他们放半年假，给他们闹革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只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能做到。我所说的前提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若不是公民，那就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了。

 自由、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科学院的革命同志，就应该给他们民主、自由、不管是多数，少数都应该给他们出版自由的方便。没有给不同观点的同志印刷，这是院党委的责任。没有给同志们的这种自由，政治部更有责任。 ……

……

总理：我首先声明，这里是有阶级性为前提的，我不是说的彭真所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工人同志是利用休息时间，利用写大字报时间，没有影响业务时间来印刷的，但是用的是国家的生产资料，是国家的铅字、油墨、纸张和机器等，那么就应该都人人有份。

……

武雨琴（院政治部副主任）：我们政治部下面的宣传部和组织部，他们说都要派一个代表参加院文革。

总理：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中央有部，有的公社下面也有部，这个名称应该好好改一改，首先从解放军做起

……

现在科学院没有生气。我们刚才听到一个消息现在告诉你们，但我并不是来提倡戴高帽子的。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象他们那样。

……

（总理看了看桌上的信）不要那么多的信，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把你们这些信从上到下全部看完，还不是请我的秘书来看，请他来给我分类后，让我来看。请我的秘书来分类还不如请你们自己来给我分类好。现在我只能请我秘书来分类了。

你们要把不同意见的情况都反映上来，多种不同意见都写在纸上，但不要超过一千字，四、五百字最好。

……

总理：杜润生斗了没有？

张劲夫：没有，怕群众有意见。

总理：怕什么呢？杜润生现在怎么样？

张劲夫：自七月十二日起，杜就停职检查了。

总理：杜润生担任什么工作？

张劲夫：停职以前担任秘书长、党委委员。

总理：谁给他提的那么高？是中宣部？还是组织部？

张劲夫：不是中宣部。是五八年，通过组织部我们给他提的。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追一追呢？中宣部已经烂了，组织部的安子文也被揪出来了，但你们回去不要写大字报。把杜润生放得那么高，你们也没有生气，为什么不好好的追一追呢？怕群众有意见，你们院党委可以扩大一些，先叫杜作检查，看你们是否能与他划清界线，也可以请文革代表参加。

……

现在，王府井也贴了不少大字报，有的还是反动的，说要采取统一行动，取缔伊斯兰教，世界上有四亿多伊斯兰教徒，而正是帝国主义伸手的地方。这样帝国主义会笑的……

能否与杜润生、卫一清划清界线，这是对院党委的考验。……

问：总理，我所红卫兵提出来，要扣科学家的工资，你看如何掌握政策？

总理笑着说：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生活上、原则上应该让他们活下去，你扣多了他们生活困难了，还不是由国家去解决，由国家去照顾嘛！即使是敌我矛盾也要让他们活下去，只有让他们活下去，才能改造他们，改造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死了，还改造他们什么呢？

问：总理，红卫兵、红卫军、红卫队与文革的关系如何？

总理：红卫军已反映到中央军委了，至于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与文革的关系，中央正在研究，今天不作答复。

问：总理，过去困难时期，科学家和干部补助的，现在群众有意见，红卫兵也下了命令，要求扣回来，这政策如何掌握？

总理：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附：

总理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二分至四时十分，第一次接见了科学院的文革代表四十五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总理：你们是怎么选举出来的？

答：是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有的来不及选举，所以今天只派了临时代表来。我们是超过半数当选为代表的。

总理：不过半数的，那就不能当代表了！不超过半数不能当代表，那就不能保护少数。

问：总理，那怎么办呢？

总理笑着说：……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廿至卅人，而反对他的有一百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廿至卅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护。

代表里不应该有清一色。你们搞科学工作也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不同的意见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当然，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能当选为代表。

自然科学家在政治上对他们的要求是低了一些，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允许他们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可以逐步的改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其中就包括中间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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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内部资料，仅供参考）》（北京汽车分公司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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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就第一轻工业部出口手表问题做批示，并及外贸部、财政部。李同意出口，但建议先慢一点，要把质量提上去再扩大出口。生产的原料和设备要立足国内，靠进口不稳妥。

1966.9.15合肥卫岗大队关于贾成委写反动标语的调查报告

贾成委，男，34岁，中农，1966年8月19日在贴大字报的房间墙壁上当众书写“大敌毛泽东”。当时贾和别人一起在看大字报，他说“光写不处理，管什么屌劲”。事后贾说这是指原生产队长贾德香在盖房子时占用了他自留地里的青苗，贾成委虽多次对此事提出意见，但贾德香从未被处理，所以贾成委认为共产党讲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对此不满。
可笑的是，贾写的“毛泽东”三个字很潦草，而且前面还写着别的村民的名字，当时在场的多人竟然都没看出来，直到20天后四清工作组在同一房间里召开民兵会议时才被与会者认出。工作组调查后称贾过去十几年一贯表现反动、对现实不满、破坏集体生产，向上级工作队请示给贾戴上“坏分子”帽子。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18-0078-041

1966.9.5毛泽东装逼谈贺龙和刘少奇问题、中共中央发动免费大串联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1966.09.05；中发［66］450号

目前，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将来京参观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每批来京参观的外地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在北京逗留的时间定为四天，主要活动是：（１）参观和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２）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３）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二）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城乡分布的不同情况，通盘筹划，妥善安排。

（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同当地铁路管理部门密切联系，协商安排。在本地集中所需交通工具，由各地自行解决。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四）注意事项：

（１）旅途中自带干粮，火车上只供应开水。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但每人应按照自己的粮食定量交出粮票，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２）自带简单行李、衣物和碗筷。

（３）为了预防火灾，保证旅途安全，不要在车厢内外贴大字报。

（４）为了保证来京参观的学生和教职工旅途健康，可根据旅途的长短，由各地自行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并切实做好来京参观的生活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推选负责人带队，负责旅途的安全和生活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学生和教职工来京时间的先后，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党委和政府，教育、铁道等有关接待部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思想工作，落实组织安排，使来京的革命师生参观好，学习好，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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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浙江省联总《红色风暴》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1966.5-1968.12）》， 1968年12月
转自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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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9.5毛泽东把贺龙叫到中南海游泳池处，毛把所谓吴法宪诬告贺龙的信交给贺（根据《吴法宪回忆录》第590、591页，此信是1966年8月上旬林彪要吴法宪所写关于贺龙查收空军的情况，然后空军司令吴法宪、政委余立金联名向林彪状告贺龙操纵中共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说这个会之所以没开好，就是因为有两条线斗争，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还说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当天毛还把林、周、王任重叫来开会，说把批判刘少奇的生活会停下来，不然越开调子越高，还假惺惺地说不改错的人是少数，意思是相信刘可以改。

陈闯创：从普世价值谈文化大革命

文革爆发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人们早就该超越中共的话语框架来研究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共历史。中共1981年的历史决议根本就是垃圾，不值得当作对手。中共五十年来一直在曲解文革，这种歪曲自文革初期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自吹自擂称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则极力贬低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这都是不对的。文化革命当然不是像林彪1968年所说的那样比文艺复兴意义还重大，但也不比文革前的大饥荒更悲惨。但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说法的影响，无论是反对派所认为的文革浩劫还是左派所称文革是伟大的社会实践都是极简单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现在看来，研究文革最方便的理论参考体系就是普世价值，应该从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的角度入手。文革最特殊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容不得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哪怕是假的自由也不行，文革还从反面意义上证明了中国需要宪政、民主、法治。

比如从宪政角度来说，虽然众所周知宪法在中共眼中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文革初期从毛泽东、刘少奇到普通工人、学生、干部都曾想起宪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66年11月毛泽东在为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合法性而辩护时就说工人成立组织符合宪法上的结社自由（第87条）；1967年8月刘少奇被批斗后才拿起宪法说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89条）；1966年下半年陈伯达为北大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平反，在对“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辩护时援引宪法第2条所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学生李冬民1966年6月为争取使用校内打印机而拿起宪法第87条“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1966年12月外交部造反派为要求成立组织，说“工人按宪法规定有权组织起来，难道我们机关干部按宪法规定就不能有这种权利吗？”这些零散的例子说明文革初期人们并非对宪法的价值一无所知，但对宪法不能采取功利主义态度，对己有利才想起来用，对己不利就扔在一边。同样的，笔者感到2014年宋彬彬为1966年6月率先在校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道歉意义不大，正常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有何不可，若为大字报内容不当倒是可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谓言论、出版、结社、游行自由并没有在文革中得到真正体现。刘瑜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看起来有民众民主参与（不管是真诚拥护还是被迫投入）的样子，但只能表达毛的观点而无表达其他不同意见的自由，这样的民主其实就是独裁而已。文革更进一步，文革最初两三年的造反阶段里与中共其他群众运动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享有了部分的“结社、游行、言论自由”，突然间民众可以打着毛泽东的幌子成立组织并表达观点，文革中最为人诟病和耻笑的所谓“派仗”、“语录仗”其实是最有潜在正面意义的因素，如若不是毛命令军队强力介入，就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选举制、多党制。从民主的角度来说，造反即反对派、拉“皇帝”下马是民众天然的权利，但文革造反的方式确实错误的，更换执政者应该通过周期制、制度化的和平选举渠道，不能像毛空口许诺而不敢做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那样。对于被揭露有问题官员的处理，要有法治的渠道，贪官的公民权利一样要保证。实际上，下台官员上台后整造反派整的更凶更惨，就是因为没有法治、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造反派是后来被中共严重妖魔化的词语。当时所谓语录仗，就是以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观点，以言语做武器总好过用武器做批判。文革时中共说“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刘泽华后来说“派性就是党性的产物”，这两句话也对也不对。资产阶级派性允许各个派系（或政党）和平共存，这确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性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派性则就是共产党党性，唯我独尊，就是专政和独裁。而且左派间派性斗争不能说是中国文革特殊的产物，据杨隽举例在受文革影响的地方：日本、美国的黑豹党和SDS和欧洲的法国学生运动，还有东南亚的柬共、泰共和马共，印度等地区的左派，哪个不分裂？哪个不搞派性斗争？像日本的还真就武斗了。 

造反派奉旨造反残酷批斗当权派，当权派复职后以权谋私严厉报复造反派，这两方面的经验均从反面证明了法治和民主的价值。毛式文革整肃官僚的努力必然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下容不得结社和言论自由，所以要么是毛作为首脑的共产专政获胜从而延续官僚特权，要么是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从而限制或解决官僚特权问题。

对毛来说，延续共产专政当然比整肃官僚优先，所以毛虽然暂时施予民众言论和结社自由来“全面的自下而上解决问题”，但见识到这对共产统治的负面效果以后，毛被迫通过更专横的军事官僚收回了这种自由。虽然毛早先说“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或者“七八年就来一次”，但吓破胆的和九一三事件后彻底破产的毛根本无力再发动类似的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里特意限制说说“不能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串联”，就明显的说明了这一点。可笑的是，毛泽东以反修正主义、防政变为口号发动了实为大清洗的文革，打烂了中共官僚制却被动建立了更为保守的军事官僚制；毛对这种“军事官僚专政”的不满继而引发了林彪牵涉其中的未遂政变，导致中共官僚制的回潮，等到毛死后终于由中共官僚和军事官僚合谋以政变的方式结束了文革。

1966.3.18罗瑞卿

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小型高级会议期间，北京打来电话说罗瑞卿跳楼重伤，毛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宣布继续开会，在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深感寒心。

出处：刘澜涛生平记事，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