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8日早上，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田家英、逄先知、龚育之等一道乘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行前一天，彭真、姚溱、许立群商量如何向毛汇报，姚溱说“先务虚，后务实”，“要概括些”，“要把邓拓、关锋一起讲。”途中，彭真对许立群说：“中宣部以后就是你搞了。”
他们一行下了飞机，主要成员就被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直接王任重接到毛泽东住处做汇报，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许立群、胡绳先讲，然后由彭真作一些补充和插话。
毛泽东听汇报时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真不正面回答，说：“吴晗当然有错误，从当时思潮上看，他不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毛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当许立群批评关锋1962年署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毛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彭真提出对左派也要整风时，毛说“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汇报时，彭真说之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回要做政治结论。毛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关于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态度，有两种说法：《毛泽东年谱》说毛泽东在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彭真传》说在汇报现场的许立群、胡绳所作现场记录都载明毛泽东当时同意了《汇报提纲》。
事后彭真说毛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打电话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说毛已同意把《提纲》发给全党。
汇报后，许立群对龚育之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并把《汇报提纲》给龚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也同意了。许说，毛的精神是宽，对两边（吴晗和左派）都是宽，毛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要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毛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后来并改为“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晚饭后，彭真叫许立群、胡绳再次修改《提纲》。当天深夜彭真把许立群、胡绳叫到自己的卧室，摆着地图，告诉许、胡：“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这些秀才，也该关心一下天下大事了。四川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战场。罗瑞卿这个人，最熟悉地形。我准备去四川看看，你们自己去不去自己决定，反正飞机上留着座位。”次日，彭真和吴冷西、许立群、胡绳一起散步时，又一次说：这是出乎意料的胜利，今后就看你们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切照《提纲》办吧。
出处：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编，《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49——1966)》，1967.08.12；钱江，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湘潮》2008年第4期；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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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五个问题。指出：外交政策必须由中央掌握，必须报告请示。但也不要养成任何事情都请示，甚至于有些技术性、事务性的动作也请示中央的习惯。外交决定权在中央，但具体的事务处理，需要在外交前线的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灵活处理，随机应变。过去这一方面外交部门做得不够。依靠自己的认识来放手实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勇气还不够大，今后要特别强调这一点。针对外事工作的特点指出：外事工作有党的、国家的、人民的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有区别，又有结合，结合是主要的，应该目标统一，互相配合与协作。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不限于外交部，外贸、外经也都是如此。外交前线工作要统一领导，要集中到使馆的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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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姚文元立即撰文反批评。1966年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讨论姚文元这篇文章时，陈丕显说“文章太尖锐了，要注意分寸”，要姚加上一段“规劝”的文字。又说文章中不要提“首先抓住他(吴晗)的政治问题”，不要把吴晗与胡适扯在一起。陈还说“文章中关于组织问题不要谈，谈了以后，要牵到北京市委，牵涉太多，他们会有意见。” 以后，陈又索性封杀了几篇类似文章。杨西光也说：“要从他(吴晗)的文章论文章，要留有余地。”
出处：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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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8日中共哈尔滨市委召开第一次街道工作会议。道外区靖宇分社等19个单位介绍加强街道党的建设、组织街道生产生活服务事业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哈尔滨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