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闯创：从普世价值谈文化大革命

文革爆发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人们早就该超越中共的话语框架来研究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共历史。中共1981年的历史决议根本就是垃圾，不值得当作对手。中共五十年来一直在曲解文革，这种歪曲自文革初期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自吹自擂称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则极力贬低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这都是不对的。文化革命当然不是像林彪1968年所说的那样比文艺复兴意义还重大，但也不比文革前的大饥荒更悲惨。但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说法的影响，无论是反对派所认为的文革浩劫还是左派所称文革是伟大的社会实践都是极简单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现在看来，研究文革最方便的理论参考体系就是普世价值，应该从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的角度入手。文革最特殊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容不得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哪怕是假的自由也不行，文革还从反面意义上证明了中国需要宪政、民主、法治。

比如从宪政角度来说，虽然众所周知宪法在中共眼中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文革初期从毛泽东、刘少奇到普通工人、学生、干部都曾想起宪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66年11月毛泽东在为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合法性而辩护时就说工人成立组织符合宪法上的结社自由（第87条）；1967年8月刘少奇被批斗后才拿起宪法说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89条）；1966年下半年陈伯达为北大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平反，在对“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辩护时援引宪法第2条所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学生李冬民1966年6月为争取使用校内打印机而拿起宪法第87条“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1966年12月外交部造反派为要求成立组织，说“工人按宪法规定有权组织起来，难道我们机关干部按宪法规定就不能有这种权利吗？”这些零散的例子说明文革初期人们并非对宪法的价值一无所知，但对宪法不能采取功利主义态度，对己有利才想起来用，对己不利就扔在一边。同样的，笔者感到2014年宋彬彬为1966年6月率先在校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道歉意义不大，正常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有何不可，若为大字报内容不当倒是可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谓言论、出版、结社、游行自由并没有在文革中得到真正体现。刘瑜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看起来有民众民主参与（不管是真诚拥护还是被迫投入）的样子，但只能表达毛的观点而无表达其他不同意见的自由，这样的民主其实就是独裁而已。文革更进一步，文革最初两三年的造反阶段里与中共其他群众运动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享有了部分的“结社、游行、言论自由”，突然间民众可以打着毛泽东的幌子成立组织并表达观点，文革中最为人诟病和耻笑的所谓“派仗”、“语录仗”其实是最有潜在正面意义的因素，如若不是毛命令军队强力介入，就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选举制、多党制。从民主的角度来说，造反即反对派、拉“皇帝”下马是民众天然的权利，但文革造反的方式确实错误的，更换执政者应该通过周期制、制度化的和平选举渠道，不能像毛空口许诺而不敢做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那样。对于被揭露有问题官员的处理，要有法治的渠道，贪官的公民权利一样要保证。实际上，下台官员上台后整造反派整的更凶更惨，就是因为没有法治、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造反派是后来被中共严重妖魔化的词语。当时所谓语录仗，就是以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观点，以言语做武器总好过用武器做批判。文革时中共说“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刘泽华后来说“派性就是党性的产物”，这两句话也对也不对。资产阶级派性允许各个派系（或政党）和平共存，这确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性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派性则就是共产党党性，唯我独尊，就是专政和独裁。而且左派间派性斗争不能说是中国文革特殊的产物，据杨隽举例在受文革影响的地方：日本、美国的黑豹党和SDS和欧洲的法国学生运动，还有东南亚的柬共、泰共和马共，印度等地区的左派，哪个不分裂？哪个不搞派性斗争？像日本的还真就武斗了。 

造反派奉旨造反残酷批斗当权派，当权派复职后以权谋私严厉报复造反派，这两方面的经验均从反面证明了法治和民主的价值。毛式文革整肃官僚的努力必然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下容不得结社和言论自由，所以要么是毛作为首脑的共产专政获胜从而延续官僚特权，要么是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从而限制或解决官僚特权问题。

对毛来说，延续共产专政当然比整肃官僚优先，所以毛虽然暂时施予民众言论和结社自由来“全面的自下而上解决问题”，但见识到这对共产统治的负面效果以后，毛被迫通过更专横的军事官僚收回了这种自由。虽然毛早先说“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或者“七八年就来一次”，但吓破胆的和九一三事件后彻底破产的毛根本无力再发动类似的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里特意限制说说“不能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串联”，就明显的说明了这一点。可笑的是，毛泽东以反修正主义、防政变为口号发动了实为大清洗的文革，打烂了中共官僚制却被动建立了更为保守的军事官僚制；毛对这种“军事官僚专政”的不满继而引发了林彪牵涉其中的未遂政变，导致中共官僚制的回潮，等到毛死后终于由中共官僚和军事官僚合谋以政变的方式结束了文革。

1966.3.18罗瑞卿

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小型高级会议期间，北京打来电话说罗瑞卿跳楼重伤，毛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宣布继续开会，在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深感寒心。

出处：刘澜涛生平记事，第267页。

1966.3.11林彪给工交会议写信、文化部汇报毛语录出版、彭真批上海、萧望东在文化部的讲话

    

1966年3月11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就工业交通领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一封信，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信中说：

“工交系统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这种做法很好，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益处的。这样做，会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你们把大学毛主席著作做为工交系统全部工作方针的第一项，很好。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近几年来，工交系统开始这样做了，这次工交系统的会议，又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新的做法，定会进一步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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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　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宣传部并中央上报《关于〈毛主席语录〉印制发行工作的请示报告》，称自军委总政治部编辑的《毛主席语录》纸型经中央同意分发各地后，全国已印制2800多万册，但仍供不应求。鉴于《语录》的发行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的，费用一般用公费支付，免费分发，容易产生重复供应造成浪费，为此《报告》提出今后统一由各地党委责成出版部门办理，定价出售，交当地新华书店控制发行。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http://www.chinapublish.com.cn/syzx/dlcbygk/zywz/200703/t20070315_218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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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张春桥等人极不满意，于3月初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3月11日晚，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同杨永直的谈话，并请示如何答复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叫许立群回答：“就说我彭真说的 学阀没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反讥道，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彭真的回答由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并由杨带回上海汇报给市委后，张春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这一电话事件由江青报告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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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3.11中共文化部党委书记萧望东在部党委扩大会议做报告，共引用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5人的讲话。 http://communistchinadoc.blogspot.com/2016/03/1966311.html

1966.3.10周恩来指挥救灾、邓小平听取西北工作汇报、李先念就外贸谈判和收购油脂批示

1966年3月10日，李先念在外贸部《关于中保（加利亚）一九六六年度贸易谈判结果的请示》上批示：“速送总理批。拟同意。”在粮食部《油脂情况简报》上批示“这次长江两岸油菜籽有减产。只要有可能，仍多购。不要怕多，多购可以弥补下一年的不足。”

出处：李先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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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上午，邓小平听取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汇报西北局工作。

在询问西北机床生产能力后，邓说：总得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在三线建立机床生产能力。军工厂要向专业化发展，造点机床的零部件，还要做些民用的东西。

在刘、王汇报到水土流失治理情况时说：我看过陕西米脂县高西沟治理水土流失的电影，就是筑坝田、梯田，那里搞得很好，真是水平梯田，有水平。搞水土保持，就是要一条沟、一条沟地治。高西沟很好，是艰苦奋斗，大寨精神。水土保持，主要就是走高西沟的道路。水土保持，黄土高原种树，要搞一百年才行。又说：要按毛主席说的那样，搞粮食基地。所谓基地，就是全国的基地，要为全国调出商品粮。三门峡水库把水顶上来了，可以把不利变为有利，地下水多了，可以搞台田。

在刘、王汇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四个新建的农垦师关于粮食生产问题时说：要解决北方八个省、市的农业问题。西北粮食可以不调出，但每年要增加储备五亿斤，准备打仗。增加储备，是指放在国家粮库里；藏粮于民，是指生产队和群众增加粮食储备。群众手里有了储备粮就好办了。甘肃等地储藏粮食很容易，困为干燥，挖地窖放起来，一百年也坏不了。全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北方的问题。

出处：邓小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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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0日凌晨一时，周恩来从邢台地震重灾区隆尧县返回石家庄。上午，周与中共石家庄地委和市委负责人谈话，详细询问粮食生产、水利、肥料、种子、改土情况，指出：为什么有些思想问题解决不力？这是个吃透两头的问题。吃透两头，基础是吃透群众这一头，中央的东西也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中的好经验总结了，树立了样板，就有说服力了。这次地震后，要贯彻自力更生精神，多难兴邦。下午，前往受灾最重的隆尧县白家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干部、群众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战胜困难，“要和地球‘打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带领在场群众高呼：“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会后，访问受灾户，勉励大家鼓起干劲，重建家园，并说：这次地震，受损失很大，要总结经验，记录下来传给后代，以后再发生地震就会减少损失。这样就对得起死者，也对得起后代。五时，动身回京。

出处：周恩来年谱。

1966.3.9周恩来赶赴邢台地震灾区、李先念致信河南领导谈农业、贵州审干、国务院建议特赦、邓小平考察西北三线

1966 年3 月9 日，周恩来就邢台地震灾情和地震后的紧急部署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联名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这次地震波及邯郸、石家庄、衡水地区。邢台地区损失最重的是隆尧、宁晋、巨鹿三县的三十多个公社、三十二万人的地区。初步统计，死亡七千人以上，重伤二万人以上，房屋倒塌百分之八十左右。”在接到河北省报告后，立即作了紧急部署：（一）组织以曾山为团长，由国务院部、办参加的中央慰问团前去慰问并帮助地方进行抢救、救灾工作。（二）指定总参通知北京军区和当地驻军参加紧急抢救工作。六十三军组织了前线指挥部和二千人以上的医疗队，已在灾区进行抢救。六十六军、六十九军和河北军区已组织医疗队待命出发。（三）卫生部已组织北京各方面医务人员五百人以上，携药品器械从八日开始陆续出发。（四）农业部已派出兽医五十四人，于今天上午出发。（五）财贸办公室已通知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和供销总社派员随中央慰问团出发，解决支援救灾的物资和粮款。（六）科学院、地质部已分别组成考察队于八日晚出发到地震灾区考察、物测，研究抗震措施。中央慰问团要做好抗灾宣传教育工作，“既要防止再次发生地震而受损失，也要防止地富反坏趁机进行破坏活动，尽快安排好群众生活和恢复生产”。

9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赶赴灾区。先到石家庄，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的汇报。四时，约邢台领导谈话。晚十一时，到隆尧县慰问。在隆尧县邢台地震救灾指挥部听取灾情汇报时指示：（一）当前的工作主要是怎样领导群众克服灾害。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不是这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二）每个大队要有三至四名干部组成新的领导核心，最好是从附近轻灾区和非灾区抽调干部支援，把当地群众组织起来。（三）由六十三军统一领导，除组成指挥部外，下设若干分指挥部。（四）组成流动组织。一个县委委员管一二个公社，每天深入各公社指挥。（五）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传给下一代。地震规律的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六）做饭用锅达到三户一口，要在两天内落实。

出处：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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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日、8日、9日，李先念连续致信河南领导谈农业问题，李是新成立的中央北方八省农业小组副组长，专管河南农业。

3月1日李致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信中说：从河南回来以后扼要向总理报告了一下。河南工作成就是很大的。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除了水肥良种等之外，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必须大力改土。不改土，想把产量搞高些，即令水完全解决了，也是不可能的（商丘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改土，包括深翻平整土地，特别是二合土和洛西广大地区大寨田。也就是台田、条田、大寨田和方田，归根结底即园田化。不过改土不容易，要花费极大的劳动力。第三个五年计划我看改不完，改不完再来个五年总可以改好的。劲头要足，步子要稳，因为农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每一件事，都是要花费最大的劳动力，特别是在机械少的情况下，劳力花得最大最多。因此在劳力安排上，要分清先后，统筹安排，丢掉一项都不好。不过省委要进一步肯定改土的方针。如果全党认识到了改土的重要性，每年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另，兰考经验已深入人心了，必须千方百计搞上去。特此，请酌。

3月8日，李致信刘建勋和河南省长文敏生，信中说：中央近来在总理主持下又开了四天北方八省市抗旱会议，实际是农业会议。就是要把当前措施与长远规划结合起来。特别在作规划的时候，必须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使之尽可能合乎实际、留有余地，尽可能节约人力、财力，并且真正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同时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必须把这一块地区农业生产搞上来。近来两场雪雨下得不错，决不能麻痹，劲头不能松，要继续动员。很可能有些同志又有幻想了，不管如何，要抓下去。但是不能瞎指挥，强迫命令。同时，我建议打八大灌渠歼灭战。今年打不完，明年再打。

3月9日，李先念致信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并中共河南省密县县委，附寄山东省曲阜县郭庄大队带领周围七个大队共同发展的经验、北京市房山县蒲洼公社富合大队建设稳定高产田的经验、河北省平山县南滚龙沟大队“三五’’规划等改变山区面貌的三份典型材料。信中说：密县土壤条件是很好的，我看要改变密县面貌，就是要搞大寨田。光大寨田不够，必须植树造林，必须发展畜牧业。能否把密县搞出一批样板，那要看你们的本领。现已到春耕大忙季节，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大搞，首先要服从当前生产。到了秋后，我想可以大搞一下，但是仍要有阵地地前进。假如你们同意，秋收前进行艰苦调查研究，由下而上地作出规划。这个规划必须留有余地，不要压指标，让下面去超过。总之，劲头要足足的，但是步子要稳，保证质量，反对形式主义和锦标主义，有阵地地前进。当日，河南省委向各地、市、县委并各四清总团、分团党委转发了李先念的信和附寄的三份典型材料。

3月9日，李先念还将《河南省委批转省财委粮食三定试点会议纪要》批给姚依林、杨少桥。批语说：看来河南是要下工夫搞合理负担的。这样好。请粮食部研究一下，看里面还有补充的地方没有。建议印发各地。

出处：李先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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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审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审干的范围是全体国家干部，重点是县(科)级以上领导骨干，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特别是县委和相当于县委以上党委领导核心，以及机要要害部门的干部。《报告》强调必须本着从政治上审查干部的方针，实事求是地确定审查对象，做出正确结论。对于过去审查结论和处理基本正确的，不再变动；基本上错的，应予纠正；对于限制使用意见不当的，亦应纠正。省委要求各地要紧密结合“四清”运动，把审干工作做好。

出处：當代貴州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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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161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关于农业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建议。

同日，国务院批转关于节油工作的报告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物资部《关于开展节约石油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对生产用油应在节约使用的原则下分别轻重缓急，保证供应；对非生产用油，要严加控制。

出处：中国20世纪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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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蔡畅等乘专机离开北京到达西安，考察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在陕西期间，他们参加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的关于三线建设的工作会议，参观了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比如西安仪表厂、阎良172厂、草滩靶场（武器射击表演）。陪同的有余秋里、赵尔陆、谷牧、孙志远、吕东、王秉璋等。

出处：邓小平年谱；《刘澜涛生平记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1966.3.8邢台地震、周恩来和邓小平接见驻华大使、中共成立中央教育领导小组

1966年3月8日凌晨五时半左右，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级为6.7级，震中烈度为9度左右。在这个地区，有30个公社、350个生产大队，人、畜、房屋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34万人受灾。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悉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立即指示卫生部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护，并告总参要六十三军加派人员和卫生队前去。同时告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注意观察和研究，说：由科学院布置，与各部门联系，解决地震的延续时间与发展方向的测定。要行动起来，到现场去，到实践中去。凡需增加人力、物力的，可以调动。

3月8日夜周召集国务院和总参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措施并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萧华、杨成武：（一）由国家科委和科学院为主。集合地质部等有关地质勘察和物探技术力量前往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以便进一步判明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并将有关资料带回北京进行科学探讨。（二）由内务部部长曾山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前往视察慰问，并进行救护安排。（三）由卫生、公安、内务、供销社、兽医、铁道、农业等部门组织医疗、供应、工程人员随队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护工作。（四）我拟于明（九）日下午飞石家庄，视察这次地震灾情。

次日周恩来即前赴震中地区，指导救灾。3月22日下午4时11分32秒和4时19分32秒，邢台、衡水、石家庄又发生强烈地震，震级分别是6.7级和7级，震中烈度为9度和10度。由于事先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损失较3月8日为轻。

李先念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紧急组织抗震救灾工作，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名义，通知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派员随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解决支援救灾的物资和粮款。

出处：周恩来年谱；李先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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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8日，周恩来接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治乌及其夫人。在谈到农业情况时周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提高，但不能估计过高。生活水平每提高一步都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农村更低，必须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只注意提高城市生活水平，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3月8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谢里夫·萨赫利，就语言文字问题交换看法。周说：对人民来说，除掌握本国的语言外，多学一种外语，对吸收世界知识有好处。语言是工具，但部分地反映时代性、阶级性。谈话中还介绍了中国的文字改革情况；（一）提倡普通话，这很重要，收效最大，对国家统一和团结有好处；（二）简化字，收效也好，但有障碍；（三）拉丁拼音，推行时遇到很大阻力，能否代替汉字还是个问题。

3月8日，邓小平接见即将离任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奈·纳赛。

出处：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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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办公室工作的通知》。此前，邓小平就组成中央教育领导小组问题指示：教育领导小组请少奇同志挂帅，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楼指定一个组（按：后指定中办政法文教组）兼做教育办公室的工作，经常和教育部、高教部取得联系，并向少奇同志汇报情况。

出处：邓小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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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8日至4月19日，上海足球队访问伊拉克、叙利亚和科威特，进行12场比赛，取得10胜1平1负。

出处：上海体育志。

1966.3.7周恩来谈抗旱、李先念汇报财贸、邓小平会见威尔科克斯、薄一波召集中共工交党委会议、西藏城市社教、北大学习毛著

1966年3 月7 日上午，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通报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情况。李先念就财贸工作和准备召开全国财贸会议问题作汇报。李先念在汇报中说：目前市场和财政金融形势是好的。工农业生产全面高涨，计划安排得当，使市场更加稳定和繁荣，物价稳中有降；同时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货币流通情况良好，市场上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扩大，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主要问题是：粮食和棉布还不够，进口粮食还没有减少；财贸工作本身还有许多缺点。汇报中提出财贸工作突出政治的六条措施：学习毛主席著作；继续搞好四清运动；继续整顿财贸队伍；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群众路线。汇报中还阐述了财贸工作的八项政策：加强备战工作；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坚持商业购销的若干原则；面向农村、面向大众；继续保持市场稳定；继续加强对小商小贩的改造工作；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现思想、组织、制度革命化。3月10日李先念将财经工作汇报提纲报送刘少奇审阅。

3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为了协助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抓紧目前这个地区的抗旱防涝、抗旱保畜、争取丰收，做好群众动员和国家支援工作，就要深入基层，接触实际，协助各级领导，由下而上地制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规划，逐步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面貌，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成立中央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周恩来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雪峰、薄一波、谢富治、余秋里为副组长，谷牧等十六人为小组成员，组长和副组长分别对应负责一个省（市）。下午，李先念等人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农业小组会议，研究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和改变农业面貌的问题。

周恩来在农业小组会上说：抗旱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当前的问题一个是防止松劲。因为下了两场雪；一个是防止瞎指挥。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料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这样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出处：周恩来年谱；李先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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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3日，邓小平到北京机场迎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晚，主持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新西兰代表团的宴会并致词。五日下午、七日下午，与威尔科克斯举行会谈。在七日下午的会谈中，在谈到什么叫群众性的党的问题时说：关键在于是不是能够用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政策去吸引群众，团结群众，到群众中去，并且有一批党员成为群众的领袖。关键并不在于党员的数目。所以，马列主义党的群众性在于它的纲领和政策的正确性，在于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而不在于党员的数量。七日下午，邓陪同刘少奇会见威尔科克斯，并出席刘少奇举行的招待宴会。九日上午，到机场为威尔科克斯一行回国送行。

出处：邓小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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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7日，薄一波召集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工业交通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薄一波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兼任中共中央工交党委书记，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主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任副书记。

薄一波在会上说："党委与口子不同，党委会是作党的工作的，一些重大事情要提到党委会上议一议。中央决定成立工交党委，办什么事总要有个口子，但总的口子是书记处"。

这次会议确定，以工交政治部作为工交党委的办事机构；经委也作为它的办事机构，指挥生产，起司令部的作用；工交党委对各部是领导关系，主要讨论解决工交系统中的重要问题。

出处：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古田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罪行录》，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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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7日，中共西藏区党委批准《关于第二次城市社教工作会议纪要》。由城市社教领导小组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二月二十一日结束的。会议《纪要》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搞好四清运动的武器，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十个月的四清运动证明，我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严重的，多方面的。会议重申，坚持重新教育人的方针，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阶级敌对分子，把可以挽救的人尽最大努力挽救过来。《纪要》中说，四清运动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清政治主要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争取在年底以前，基本搞完全区城市社教运动。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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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6年2月23日至3月7日，中共北大党委连续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北京市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精神。会议讨论了如何突出政治等问题,并安排了学习内容，规定了学习制度，提出了贯彻措施。
3 月11日，北大召开理科全体教师大会，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介绍了他们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贯彻“少而精”、提高教学质量的体会。

《北京大学1966年大事记》，转引自《记忆》2014年5月31日第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