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2彭真传达毛泽东指示讨论批判《海瑞罢官》、李先念为转发“浙江省生猪经营工作情况”拟写批语

1966年12月28日彭真回到北京，他很快就受周恩来委托，召集来自文教报刊、北京市和军队方面的三十多名负责人开会。根据参会的《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的记录，到会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林枫、张子意、许立群、姚溱、林默涵、胡绳、田家英、郑天翔、陆平、李琪、范瑾、宋硕、陈浚、胡克实、郭影秋、蒋南翔、李曼村、萧望东、华楠、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人。

彭让胡绳传达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随后彭真讲话，他说，现在思想界正开展一场大争论，应该如何搞，需要谈一谈。这个批判现在刚刚开始。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应该是波浪式的，打打停停。有些问题解决了，过个时期可能又会从另一种形式冒出来。现在要“放”，展开这场讨论。展开越宽越好，是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要扯多久就扯多久。在讨论中不要戴帽子，要真正摆事实、讲道理。他说，政治问题嘛，两个月以后再说，现在先搞学术问题。《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军报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最后《人民日报》搞了个按语，是总理和我、冷西定稿。现在我主张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的话都倒出来，讲透讲够，然后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

彭真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 彭说上海只批评北京的《海瑞罢官》而不对上海的《海瑞上疏》作检讨。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住话头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彭还提到为了贯彻毛要缩短大学学制、搞半工半读、课程要少而精的指示，已在北大、人大选定两个系，实行三年制半工半读，下乡或下工厂办学，打歼灭战。

到会的中共中宣部长陆定一说，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陆定一再一次抱怨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前没有同他打招呼，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就好了（按：该部分称《海瑞罢官》是毒草）。

康生则说，日前（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穆欣回忆，康生还引用林彪的话指责彭真包庇吴晗，质问彭真“是否要反毛主席？要反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周扬、许立群等人也到会发言。《人民日报》的正副总编吴冷西和陈浚等人参加了会议。彭真指示不许向下传达此次会议内容。

另外，彭在这一天和十一日两次召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成员和李琪、范瑾商量保护吴晗。彭真告诉他们“姚文元文章主席看了不满意。”

出处：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1967.05.16；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49——1966)》1967.08.12；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上海市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A22-1-897。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1967.12.00；钱江，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湘潮》2008年第4期；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彭真年谱（第四卷:1960-1978）》，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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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2日李先念代国务院起草转发“浙江省生猪经营工作情况”的批语。李的批语说：养猪业发展了，就增加了肥料，增加了粮食；猪肉多了，既可以繁荣国内市场和改善人民生活，又可以增加对外出口，换取建设物资。总之，生猪还要发展，决不能减少。但是目前经营生猪赔钱很多，一九六五年将近赔四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省、市、自治区赔得多，有的省、市、自治区赔得很少或者不赔，甚至还有微利。赔钱的省、市、自治区有客观原因，看来也有工作做得不好的原因。这些省、市、自治区应当认真检查，改进工作，力争少赔和不赔。现在已经做到不赔或少赔以至有微利的省、市、自治区，也决不能因此自满，应该进一步改进工作，挖掘潜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做到不赔或少赔，要靠切实认真地改善经营管理。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收购价、奖售标准等需作适当调整，粮食奖售标准过高的地方应适当降低以外，决不要从压低收购价上去作打算。总之，对生猪的一套政策，要慎重从事，不能草率。

1月中旬，周恩来改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浙江省经营生猪情况的通知。鉴于一九六五年全国生猪经营亏损四亿元，通知要求各商业部门参照浙江经验，认真抓好生猪经营管理工作。周恩来在修改中增写：“在保证外调、出口任务完成的前提下，立足于省内，及时收购，积极推销，面向农村，扩大推销。”

出处：《李先念年谱第4卷（1964-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