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0日星期六

1966.1.31彭真从许立群处共收集到7份关于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资料

1966年1月31日彭真在家召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开会,让许立群汇报搜集左派材料的情况。彭真扬言对左派要“整风”。对吴晗则表扬说“最近态度还好”,并叫范瑾转告郑天翔,吴晗想不通的问题可以保留,不必强迫他接受。会后,彭真要许立群马上把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当天即把七个材料送交彭真,并附上一封亲笔信,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判”的意见,这封信后来被认为是为“二月提纲”作了准备。这七个材料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按: 1962年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谈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彭真次日即将此材料送给毛、刘、周、邓和文革五人小组中的另外三人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在治肺癌),并注明“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毛将这些材料视为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证据,1966.2.5(毛年谱)毛阅后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详细回忆了这7份材料的内容和由来,以及许立群131日给彭真的信。
118日上送材料之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见1.17
126日上送材料之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这是19651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122日)许立群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孙承宗》(孙在明末任过兵部尚书);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131日许立群在向彭真报送材料时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
128日上送材料之三《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19661月关锋、戚本禹应周扬约稿向中宣部送来三篇批评吴晗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是对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关锋送来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另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另外中宣部按照周扬要求化名“方求”(龚育之是主笔)写了一篇《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用以回应吴晗前不久所发表的自我批评。这四篇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还说,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要我们把文章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129日上送材料之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是许立群向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的汇报。129日,许把林涧青和龚育之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许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后,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都反映了学术界有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并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估计郭老可能读到这些内刊了。张劲夫还反映郭老游海南,写过两首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131日上送材料之五《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龚育之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我们查到了用关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按:《求学集》或《边鼓集》),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许立群还想起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在1962年第88期摘录过关锋化名“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化名“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也就不必再向上送了。许立群说,问问胡绳(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关锋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认为《宣教动态》的摘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许立群说,那好,这次全文照送,一字不漏!
131日上送材料之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内容是这两个剧本的摘要,因为有些人反映,鼓吹海瑞的剧本不只《海瑞罢官》——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要批判?龚育之认为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
131日上送材料之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演过海瑞的京剧演员谭元寿的检讨文章,说自己没有文化,缺少鉴别力,演了坏戏。《文汇报》还重登了马连良之前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

 许立群给彭真送上一封长信,对这七个材料做了说明。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讨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龚育之回忆这封信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龚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出处: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摘自《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49——1966)》,1967.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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