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 月1 日，刘少奇写信给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王光美：“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作，看结果如何。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作。”（出处：《刘少奇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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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连续两次召开高等院校中共党委书记、党员干部和教师开会，传达《二月提纲》。3月2日，彭真为了保护吴晗，叫他化名“老李”（李明光）到昌平搞“四清”。2月中旬彭真从武汉、上海回来后，就说：“（毛）主席说了，吴晗批判后还可以当副市长。邓拓不过写些杂文，不是什么大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指定专人（包括龚育之）整理2月下旬在北京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提到有人在座谈会上发言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等等。
3月1日，龚育之和和林涧青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关锋在座谈会上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褊狭。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说的“放”不是钓鱼，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吴晗要害是罢官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
出自：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编，《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49——1966)》1967.08.12；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1967.12.00；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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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日，李先念将全国物价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物价工作简报》第三期刊载的《调整物价必须突出政治》一文批给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薛暮桥，批语说：当前的物价工作，要在地区差价上改变过去的计算办法（不一定是全盘否定），因为如果不改变，边远地区就要吃亏，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占的便宜越多。我们的方针应是锦上不再添花，而给雪里送点炭。当然步子要稳，不能一下子解决。这是对工业品而言的，至于农产品提价与降价，也应按此精神办理。（《李先念论财政金融交易》一书以《改进地区差价的计算方法》收入该批示。该书对过去的定价办法做了解释：各地主要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一般是以这些产品的老产地作为计价的起点，按照路程的远近，采取递远递加的办法来确定。例如，纱布是从上海算起，碱面是从天津算起，食糖从广州算起，玻璃从大连算起。这一办法后来虽然在某些商品上有修改，但大部分商品还是这么计算价格。因此，距离这些城市越远的地区，工业品的价格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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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继续学习毛著运动
1966年3月1日，中共丰台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京市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区委常委对个人学习毛著情况，作了自我检查。3月3日，扩大会议部署突出政治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3月3日至4日，中共丰台区“社教”工作团党委召开分团党委书记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中突出政治问题。杜审微传达市委召开的学习毛著经验交流会精神。会议决定：五月份以前召开两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四清”后期，专门用一段时间，开展大反“和平演变”，大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
1966年3月1日，中共辽阳市委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著运动的决定，提出要把学习毛著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4月末辽阳市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陆续开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辽阳大事记）
自3 月1日开始，中共蓬莱县委用9天时间，在县城召开有县直机关和各公社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贫协主席、妇代会主任和生产队长共6700多人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夺取农业丰收两大运动：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焦裕禄事迹，听取本县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的典型发言，围绕“为什么蓬莱的农业生产上不去?”联系实际摆问题，找差距，挖根子，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问题：第二阶段，在找差距、揭盖子、振奋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夺取农业大丰收的奋斗目标。（中共蓬萊歷史大事記）
3月4日广西自治区民委召开出席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 推进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部分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鼓励他们带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为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而贡献力量。（广西通志·大事记）
3月7日 中共浙江省委第四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要求在全省党员干部中，深入讨论突出政治问题，真正懂得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突出政治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
3月10日至24日，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市召开全省学习毛著先进集体、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00多人。会议号召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成效地开展学习毛著运动，以推动“三大革命运动”新高潮。3月25日，《福建日报》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福建省志·大事记》，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7月。）
3月11日，中共淄博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加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指示，制定《关于常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市委常委年内精读《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强调要坚持以自学为主，坚持学用一致、“活学活用”的原则。确定除自学外，采用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制度，每月集体学习2次，每次1天。（中共淄博歷史大事記）
3 月13日中共徐州市委号召全市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关于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活动，市委副书记臧晨光在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动员报告。（徐州百年大事记）
3月13日，根据中共山东省、临沂地委指示，沂南县委作出在全县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的决定。决定指出，县、区、社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继续学好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大立唯物辩证法，大破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并重点学好“老三篇”。强调要以小整风的方法，边学、边议、边找、边订、边行；重点在“用”字上下功夫，实现思想革命化。至此全县再度掀起学习毛著新高潮。从机关到农村，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两三岁的儿童，都在大学、大背、大讲、大用“老三篇”，基本上达到了人人读、天天读、时时读、事事读、处处读、集体读、全家读的要求。有不少单位出现了“出门是语录，遍地读书声，人人齐欢唱，歌颂毛泽东；队设宣传棚，政治空气浓，活学活用好，思想深处闹革命”的局面。（《中共沂南党史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7年12月）》）
3月18日，新华社发出关于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的电稿。这次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华北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领导的决定》。3月19日，山西日报一版用半个多版面的篇幅刊登了新华社这一报道。（山西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月25日，中共天津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决定》，要求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天津通志·大事记）
3月，中共江苏省委近期连续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指示》，着重检查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情况，研究并制定了加强领导干部学习的具体措施。（《江苏省志·大事记》（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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