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3日，毛泽东乘南下的专列到达济南，他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山东领导谭启龙、苏毅然、刘秉琳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了解山东的农业和备战问题等。
关于农业收成，毛泽东问：“今年年景怎么样？是否还是五个丰收区包四个灾区？全省收了多少？”谭启龙答今年年景不坏，虽然遇到大旱，粮食总产量可以搞到二百五十亿斤，去年是二百二十八亿斤。毛问“大旱之年还能丰收？”谭启龙汇报了旱情及抗旱情况，并说“三五”期间山东要达到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主要解决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搞到五千万亩，亩产五六百斤，一个人五六百斤就有吃的了。这样，农民手里的粮食就多一些了”。毛泽东又询问了山东多种经营的情况，有人提到有些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急躁情绪，贪多、贪大、求快时，毛说：“又在瞎指挥！”并说：“有了粮食，再有些收入，农民的日子就会更好过”。
在谈到解决领导思想作风时，毛泽东说：“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有两条。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一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河北省开会检查了三条：自上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从领导到群众的多，从群众中集中的少；一般号召多，个别指导少。”
当谈到备战问题时，毛问：“你们山东的后方在哪里？”苏毅然回答说，在沂蒙山区。苏毅然和杨得志把地图摊在了地毯上，毛边看地图边问：你们的“小三线”建设大体在什么位置？离胶济路有多远？敌人进来了怎么办？苏毅然都一一做答。毛说：“这个地方好，敌人是不容易进来的。“有人汇报到山东已试制出半自动步枪，毛泽东说：“将来真的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真正打起仗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毛听过苏毅然汇报山东“三线建设”的有关情况后，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二十亿元不够，三十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有一点，也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点劳动力。”
毛泽东问山东有没有钢？某人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毛泽东说：“哦，搞×××吨，那好。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XX万吨，再一翻XX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毛又说：“打起仗来，没有粮食是不行的，打仗要有饭吃。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占领延安，我们退出延安，在山里转，还有饭吃，有粮食，有酸菜。后来，我们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他，他就不要延安了，我们也解放全国了”。
当听到汇报说济宁由于实行了稻改，整个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7亿斤，毛说：“这很好嘛。”听过对汶河治理的汇报后，毛说：“汶河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长江，‘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呀！”
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1965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1968.5）；杨润勤《苏毅然感受伟人情怀》，《大众日报》200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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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3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一工读学生做了罕见的整幅头皮再植手术成功，手术后一个月伤者恢复健康。
出处：广州市档案馆编《广州大事记》（1949年10月—1994年12月）， 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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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3日彭真从天津返回北京。邓拓召集李琪、范瑾开会，商定从高校等单位抽调一些人成立《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和写作组，由邓拓任组长，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并决定向《文汇报》了解姚文元批吴文章的由来。但范瑾查无所获。
出处：《彭真年谱《第四卷:1960-1978)》,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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