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何伟等人的谈话纪要
1965.11.19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刘少奇约何伟（教育部部长）、刘子载和万里谈话，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在座。
刘少奇首先对何伟说：我看了你们印的一些材料。
何伟说：我们印了六十多份材料。
刘少奇说：就是没有高等学校的。
刘子载说：现在高等学校有一百几十个学校，一百几十个专业，约两万人进行半工半读的试点。到下半年约有四万人左右，加上独立设置的和厂矿、企业办的，共有五万多人。
刘少奇说：那可不少啊。
刘子载说：高等学校的半工半读，一般是四六制，即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劳动，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读书，也有百分之三十劳动，百分之七十读书的。如何巩固是个问题，还有个劳动门路的问题。
刘少奇说：给工厂讲清楚。你工厂也要办学校嘛。
刘子载说：现在南京正开函授工作会议。我们还准备开一个半工半读高等学校会议。
刘少奇说：你们专门开个会也好。函授学校，业余学校，大学就应该这个样子。大学的半工半读与中技的半工半读，作为补充劳力，统一作固定工，统一安排，但不要搞得多了。有一个公社办大学已经办了七年了。
何伟说：那是吉林延边的．他们还准备办八所。
刘少奇说：农业部开了个农业教育会议，工业部门也应该开一个。为什么要抓半工半读呢？就是要造成一个形势，将他们的军。逼着全日制改革，非改不行。你们看有没有这个作用？就要到工厂里去，领导、教师和工厂结合，加上半工半读的经验，将大学的军。我看由高教部下个命令，从明年一月起，凡是没有教材的，一年以内要拿出讲义的底稿来，否则，一律解聘。要下个死命令。秘密的也要拿出来，作为秘件。不许故意把精华留起来。看看还有什么条件。上课时，教员讲讲要点和几个名词就行了，学生看懂的，就不要再讲了。学生看完之后再讨论一次，叫学生讲话，教员就少讲了。大学嘛，就是要他悠哉悠哉和那么松松垮垮的。大学讲义拿出来之后，要审查修改，由高教部指定一些人审查某一个专业的教科书。由工作了几年有生产经验的毕业生来参加审查，再加以修改。以后每年修改一次。你看，河上肇的经济学讲义修改了多少次？实际上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俗讲话。
陆定一说：下个死命令好。
刘少奇接着说：拿出来不象样子也好。大家批评嘛！不要怕拿出来的东西乌七八糟。全国所有专业的讲义统统拿出来，高教部把全国的一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看是会搞好的，起码比现在好。要把工厂的工程师调回来教书，现在教书的人要他去工厂劳动，实行轮换。不逼不行。
万里说：最近我们把设计人员和工厂的人一换，马上就发现了许多问题。
刘少奇面向陆定一说：讲义问题，不下死命令，他就不拿出来。你看怎样？
陆定一说：理、工、农、医的教材是蒋南翔同志主持搞的，文科教材是周扬同志主持搞的。
刘少奇说：文科的教材要学生批判。
陆定一说：还有党史。
刘少奇说：党史，他们搞不了，不要他们搞。
刘少奇接着说：讲义拿出来，给学生看，错了可以修改，可以批评。以后每年修改一次。他不拿出来，你就把学生的笔记整理一下嘛，那也是他讲的。讲义拿出来，才可以减轻学生负担，才能爱护学生的精力，才可以使他们有时间思考问题。你既是可以讲，为什么不可以写一点呢？错了不要紧，可以批评嘛！
刘少奇转向何伟说：你们的会开完了吗？
何伟说：明天请定一同志讲一讲。
刘少奇说；城市普及初中的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上有吗？
何伟说：有。
刘少奇说：是基本普及嘛。这个问题，在讨论半工半读时，不要把重点放在普及初中上。上次半农半读教育会议时，重点是放在普及小学上。这样，问题就不一样了。普及初中这是另一个问题。可以附带着讲讲。
陆定一说：那个文件可以修改一下。在城市是把所有的孩子都管起来。
刘少奇说：把城市高小毕业生都管起来，学习后要他们上山下乡。本溪和牡丹江等地方都搞了。搞半工半读，大概初中毕业的就管起来了。你要上学可以，到乡下去上好不好？
万里说：我们调查了两个班，有的是兄弟姐妹五人，都上全旧制负担不起，有几个人报考半工半读学校，不报考全日制学校。
刘少奇接着说：这是我们国家很爱护这一部分人。他们初中毕业了，不要他到处流浪，我们包下来。不用花很多钱。把他们收容起来，一面种地，一面读书。但半工半读不能太多，只能说大部分代替学徒工，不能全包。
万里说：我们已对工厂说了，不许他们招学徒了。
刘少奇说：看来工业的半工半读容易扩大。不要搞满了，要留有余地。工厂的负责人，对学生不只是要注意生产，还要真正的要他们学些东西。不要片面观点。要学习和生产都兼顾。写文件时要写清楚。厂子里还要注意他们的健康，搞坏了，将来我们要犯错误。可不可以不满十七岁的搞六小时？下班后要搞点体操课，不仅是打球，马克思还讲过军事训练，还有一般的健康体操。要真正办好，要各方面都照顾。体操、劳动和上课要结合起来。这样出来的学生比全日制学校出来的好。政治上好，身体也好。天津市不是有个调查吗？政治上百分之七十是好的，百分之二十五是一般的，还有百分之五是不好的。身体要比全日制的好一些。
何伟说：我看了很多学校，大多数学生体重都增加了。
刘少奇说：要把身体搞好，伙食搞好，要吃饱，劳动不要过度。要搞点体育，每天半小时也好嘛。搞点体育，就比较全面了，身体一定比全日制学校的学生好。农村的近视眼也少嘛。
何伟说：特别是大城市近视眼多。城市里有特殊的原因，看的东西也多，除了看书外，还有电影等等。
刘少奇说：眼睛要作保健操。
刘少奇接着说，要实行半工半读。但不要把不是半工半读的也都拉进来，那就乱了。普及初中问题，能普及固然好，不能普及也不要紧。这是个努力方向。高小毕业生上不了初中的，首先安排一点劳动门路。由市委和各方面安排他们半工半读。不劳动又不读书不好。首先安排他劳动，四小时劳动，如扫街、卖票等。不要搞技术的，也不要搞要报酬的。就学初中课程，到了年龄，能出去的出去，不能出去的不出去，把初中课程讲完就是了。在初中，劳动和学习是比较难结合的，主要是培养他的劳动观点。马克思也讲过这一点。
何伟说：在城市中结合有困难，农村还好。
刘少奇接着说：在城市就是安排劳动的问题。包括商店的售货员、扫地、洗衣服、公园卖票等各行各业。
陆定一说：还有维持秩序。
刘少奇说：要耐心一点。这就使清道夫要不了那么多了。恩格斯说过：“你们想一想上面所谈的一切（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如何浪费劳动力），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又说：“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组织下，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12页）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我们不要把它否定，他是有道理的。这个事情，不要随便把这话看过就算了，也不要随便就否定了。这么多学生、机关工作人员，这么多营业员、干部、家属，要他们通通参加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
万里说：北京市的劳动者、工人同初中以上学生加上机关干部和家属比起来正是一半对一半。劳动者和工人有七八十万，初中以上的学生加上机关干部和家属也是七八十万。
刘少奇说：恩格斯的话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有些干部要他参加劳动他不高兴。机关干部是已经拿了工资的，学生是不要工资的，家属可以少要一点工资。初中、高中、中技、大学生都劳动吃饭。这样，第一不增加城市人口；第二不增加工资，家属要增加一点；第三劳动生产率也不降低。要慢慢搞，不要搞那么多。老工人不减少他的工资，奖金可减少一点，他会高兴的。家属参加劳动，工资不要那么多。这个设想，马克思以前就有人设想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苏联就没有搞。我们有许多人思想不通，就把这话否定了。马克思讲，表报和统计，小学生都可以作的。现在我们的表报和统计工作也是小学生在办。到那时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和工人轮换着作。最近我又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也曾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干部，可以轮流着搞嘛。我们的一些大老爷，服务中可以少要几个嘛，自己扫地嘛。从这方面着想，并不是那么很困难。反正城市的人要吃饭，这样办，城市的人也不增加嘛。“三五”制就很可以了。三小时劳动，五小时学习。有些年纪大的人，也可以保留极少数人作脑力劳动，大部分科学研究人员、教员，机关工作人员、家属，通通都参加劳动。
何伟说：过去打仗、行军，身体都很好；现在坐办公室，不劳动，身体都不好了。
刘少奇说：一进北京身体都不好了。看来，劳动还真是人的生活第一需要哩！这事情先从学校开始，先是高小毕业生，然后是全日制的学校，然后是机关干部。搞上十年就有经验了。这样，也就要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事情也是矛盾的，一面说没有劳动门路，一面又说工厂缺少劳动力，问题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是我们没有安排好。责任在我们。许多制度，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等，都是资产阶级留下来的，我们没有好好去考虑。根据我们的可能性，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指示，这样来考虑我们的安排。不是我们的大学生不劳动，而是农村不要他。农村在农忙时才要劳动力。农村中过了春节要休息好多天，还要吃好的。半工半读的，可以隔日劳动，也可以劳动一段学习一段，但不要搞得太累了。要向工厂管理生产的人讲清楚，这是我们的后代，不要把身体搞得不好了。大学、中专半工半读的就办那么多，要他去当工人，不要办得太多。又要他参加劳动，又要他当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年龄小的初中毕业生怎么办？农业的放在郊区办，山上也可以办，在那里种地、种树。有的地方荒地多，可以办中学，在这里毕业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如由北京去办，或者由上海去办，北京、上海就是后方。总要有个后方，不要送走了就不管了。他们就是怕没有人管。凡是你们学校办在北大荒、青海的，要经常去慰问慰问、看一看。他们没有粮食吃，可以补助点粮食。他们回来时，可以要他们带点东西回来。到新疆、宁夏等地去的，要有干部带着去。
刘少奇面向万里说：你们就是他们的后方。
来源：1967年7月教育部延安公社编《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话录》
转引自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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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9日，邓小平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听取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在谈话中指出：对省地两级调整下来的干部实行就地安置，是个好办法。都安排到省里，不是个办法。被调整下来的干部的生活待遇不能变。退下来的干部，也可以做一些具体的技术工作。县以下的干部、公社干部年龄大一点没有关系，但要尽可能由本地人担任，逐步实现本地化。在培养提拔青年干部问题上，讲出身，不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如果不重在表现，只讲出身，多数科室人员、技术人员都不行。现在的大学生中，有干部子弟，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有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子弟就一定比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好？不见得。因此，培养选拔青年干部，不重在表现不行。在谈到水稻种植问题时指出：泸州、自贡一带，双季稻产量低，是因为种子没有搞对头。如果把种子搞对头，长江两岸都可以种双季稻。种子问题，全国都没有搞好。种子要经常培育，否则要退化，美国就有专门的种子公司，他们的玉米搞杂交，每年都是杂交新一代，这样产量才能提高。
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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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9日中午，杨尚昆与周恩来最后一次会面，历时两个半小时。杨向周报告了他前两天奉毛泽东命令看望王稼祥、陈云的情况。杨对周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份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转引自高华：初读《杨尚昆日记》，爱思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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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始批判萧向荣，批判会由王新亭副总参谋长主持。11月20日总参谋长罗瑞卿返回北京，与王新亭副总长一道同萧向荣谈了话，并于21日在批萧会议上讲了话。会上，有人说，萧向荣是彭黄漏网分子。罗瑞卿不同意，他特别强调：“萧向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还不能说他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当晚，林彪听了汇报后，下令批萧会暂停3天。
23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新亭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
25日，林彪下指示：“这次把萧向荣同志的问题揭发出来，有很重大的意义。不然，让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的人，盘踞在部队重要领导岗位上，将来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彻底揭发，不要有顾虑。”“要杀鸡给猴子看。”
据刘秉荣著《建国后的贺龙》，在11月30日批判会议结束后，主持会议的王新亭两次找到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王汇报说会议上有人揭发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并且要求记入会议简报，不过贺龙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也不是萧向荣的后台。这些话后来被当作贺龙包庇罗瑞卿的证明。
出处：《1966年4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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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中旬，《光明日报》编辑部有人建议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并为此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可否转载，迟迟得不到答复。11月19日，中宣部某副部长召集北京各报刊负责人开会研究文艺评论问题，有人当面提出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该副部长回答说：过去中央规定对吴晗不批判，现在中央报刊是否刊载，要请示中央。
出处：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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