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陶铸、王任重、陈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张平化等汇报工作。
谈到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抓好分配。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农村中，是贫下中农占统治地位，还是富裕中农、贪污分子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
谈到李达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时说：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谈什么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谈到中南地区准备争取在一九七〇年实现四、五、八（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粮食增产目标，即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时说：四、五、八原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
谈到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时说：湖南就没有先进的地区？可能你们不了解。要宣传本省、本地区的先进。河北省搞了十个试点县，说搞得很不错。但就没有比这十个县再好的了？我就不相信。不一定试点县就搞得好，不是试点县就一个好的也没有。果然，后来发现了井陉县，它不是试点县，却搞得很好。也要承认落后，要使这些地区的同志大吃一惊。他们需要刺一下，但也不要沉不住气，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王任重谈到曾写信请示关于总路线的内容有无补充修改的必要，毛泽东说：照你的提法，太长了。总路线还是不改，每个时期都会有所发展，有所强调，不必改。
谈到突出政治的问题时说：突出政治，不是说不要业务。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之事。”他比古人讲得好一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是“众人之事”？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解释。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阶级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就是在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谈到城乡“四清”运动时说：一定要认真搞好，可以再用三年时间，到一九六八年全部结束，但也不要再拖长时间。
出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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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2日，李先念致信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我国对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口，可能有一部分商品，被香港和新、马商人转到南越。特别是食品。但我出口香港和新、马的商品，恰恰是食品的比重大。现在国际斗争极为复杂，应避免有人造谣生事。
出处：《李先念年谱第4卷（1964-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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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2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不准私招乱雇生产队社员作临时工的指示》，指出，有的部门调用农村劳动力，既不按计划办事，也不与社队协商，更不经过县委统一安排，有的甚至实行高工资雇用，助长和支持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害。省委重申：不管任何单位、任何部门，都必须坚决按计划办事，无增人计划的不经批准一律不准擅自增人。并规定了动用农村劳动力的批准权限。
出处：《当代贵州大事记（1949—1995）》，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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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2日，北大法律系中共党总支开会，研究如何深入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出席并讲话。宋硕说当前学术批判文章质量不高，缺乏说服力，有些空对空，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资料，而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一个案例，就是个好办法。宋硕希望法律系加强学术研究，写出有质量的文章，并希望将海瑞断狱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编出资料。北大校长陆平要求法律系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应当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出处：江西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轻骑》、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猛闯》兵团，《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一)》，1968.01.01；《北京大学1966年大事记》，转引自《记忆》2014年5月31日第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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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道德继承论的自我批评。全文见下：
是革命，还是继承？
——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
吴 晗
过去这几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心论点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可不可以批判地继承的问题。这场讨论是由我的几篇文章引起的。在讨论中有不少同志发表了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文章，澄清了批判了我的许多错误的认识，对我的教育作用很大。最近又读了向阳生和许启贤等同志批评我过去关于道德的批判继承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畴，思想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非无产阶级的。又指出我的错误是由于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抹煞道德的阶级性，实际上陷入了封建士大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和资产阶级的所帮“永恒的道德”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道德观的泥沼中去了。对这个科学的批评，我诚恳地接受，并且表示深切的感谢。
确确实实，对待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问题，是革命，还是继承？这是个站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而我恰好在过去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是不能原谅的，我承认错误，并且保证在今后改正错误。
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到一九六三年四月，这一年多间，我写的关于道德问题的文章一共有四篇，讲话三次，顺序如下：
一，《说道德》，二，《再说道德》（发表在《前线》），三，《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末一段也谈到道德，发表在《新闻业务》），四，《三说道德》（发表在《光明日报》），五，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报告会上的讲话（一部分谈到道德，没有讲稿），六，《论民族英雄》（发表在《解放军报》），七，《谈封建道德问题》（文化部一九六三年戏曲编剧讲习会上的报告，有记录稿，未发表。）
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我对阶级道德的看法是混乱的，认识不清的，错误的。有的地方说对了，有的地方又错误了，有的开头讲对了，末后却又错误了。但是，不管怎样，贯串在一起的，不管哪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即认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阶级道德是可以经过批判，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成为无产阶级的道德的。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论点，不但不符合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实际情况，而且也根本违反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非马列主义的，反科学的。从这个错误论点发展下去，势必会堕入阶级调和论的泥坑，势必走到美化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历史人物的非历史主义陷阱，是极其危险的。有的同志批评我这种论点有点像抽象继承论，我虽然到今天止还不懂得抽象继承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从字面看，从我写的文章和讲话中所列举的认为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例子看，也确乎有些类似，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应该接受的。
我对道德继承的错误论点，主要有以下一些东西：
在《说道德》一文中，我提出了封建社会道德论的某些部分，如忠、孝、诚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雄心壮志，以至资产阶级的道德，如精打细算，多方赚钱，都可以批判地继承。（《学习集》页三十九）
在《再说道德》一文中，我举了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两个例子，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也有可以值得批判地继承的东西。（《学习集》页四十一）
在《三说道德》一文中，我检讨了“忽视批判地继承过去被统治阶级某些道德品质，把阶级关系混淆了。……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接着又举出一、民主自由概念的批判继承，二、忠的概念的本质变化，三、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对统治阶级所起的作用，三个错误的论点。
与此同时，我在新闻工作者协会上的讲话，又谈到道德品质教育问题，我说：“例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观念是为过去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可以把它改造，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下并就具体的道德观念作了说明，例如忠君是过去的道德观念，除了个别的遗老以外，今天没有人讲忠君了。是不是连带这个“忠”字也应该否定呢？我看不应该。难道不应该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等等。（《学习集》页二六三）
以后又接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了一次，会后反映，谈历史剧的部分很多人赞成，谈道德的部分很多人反对。
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结论列举了无产阶级的道德和古代民族英雄的道德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有着最终目的和任务的根本差别。总而言之，是阶级本质的差别。（《学习集》页一一四）这些论点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成问题的是文章的最后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批判地继承他们某些优良品质。”还是批判地继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到底批判些什么呢？继承些什么呢？要不要革命呢？
最后，在《谈封建道德问题》讲话的末了一部分，又谈了继承问题，如孝，一面说不应该提倡二十四孝那样的孝，另—面却又说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年老父母，应该教育青年尊敬他们，抚养他们。对于节，认为不应理解为妇女守节的节，应该理解为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我们祖先是有骨气的，我们这一代人更要有骨气，绝不拿原则做交易，要分清是非，坚持原则，绝不妥协，只有这样才像个中国人。讲义，可以理解为同志式的关怀，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当然，那种江湖义气是不应该再提倡的了。今天讲义，不是以个人利益得失为标准，而是以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为标准，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才是最大的义。如此等等。
尽管也曾多次地谈到对这些东西，要批判地继承，但是在实质上却没有批判，而只谈继承，成为单纯的旧道德继承论者 了。
这一系列错误的论点的出发点，归根结底是个立场问题，立场站错了，站在非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才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对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的道德，采取的是革命还是继承的问题。
问题摆得十分明白，既然阶级是对立的，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被统治阶级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对于过去压迫、剥削、欺骗、控制人民的旧道德，只能是革命，坚决地彻底地揭露其虚伪的丑恶的本质，粉碎它、消灭它，而决不可能是什么继承！
问题摆得十分明白，既然被统治阶级有自己的阶级道德，并且这种道德是和统治阶级的道德对立的，那末，在推翻了旧统治阶级以后，必须批判地继承的只是被统治阶级的阶级道德。
问题也摆得十分明白，即使是统治阶级道德，就说忠、孝、节、义、礼、廉、耻罢，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统治阶级奴役、剥削，控制广大人民的工具。统治阶级极力宣扬这些品德，表彰某些人物，其目的只是欺骗被统治的人民,叫人们照着做，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巩固他们的统治。相反，这一套东西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不受约束的，是一块混淆阶级立场的遮羞布。不忠、不孝、不节、不义、无礼、寡廉、鲜耻的事迹，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中，是数不胜数的。民主和自由也是如此，在资产阶级以统治者地位走上历史舞台以后，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又那里有什么民主，有什么自由？这一套东西本身就是虚伪的，是对付劳动人民的枷锁，根本不许可继承，是革命的对象，而决不是继承的对象。
问题既然如此明白，那末，我为什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
根本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认真地学，没有学好。尽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还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对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当前的五类分子，怀有强烈的憎恨，能够划清界线。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涉及历史上某些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方面，由于在思想深处还蕴藏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结果，阶级界线便模糊了，混淆了，不是在一些方面美化了古人，美化了封建统治者，便会在另一方面，过多地肯定这些人物在当时的所谓“美德”，忘记了他的阶级本质，认为可以学习，可以批判地继承了。而且，所谓批判地继承，又是只有继承而无批判，继承是真的，批判是假的。从这一点来说，不是我在说明历史，而是我被历史上的封建人物所俘虏了，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从以上所列举的错误例子来分析，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忠，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我说节，是有骨气，坚持原则，绝不妥协。我说义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此等等，这些话都没有错。错误之处也正在于缺乏阶级分析。我国劳动人民有着几千年阶级斗争的英勇传统，特别是近百多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愈厉害，反抗的规模也就越大，上面所说的忠、节、义所包含的内容正是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在火热斗争中所锻炼出来的高贵品质，今天由我们这一代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无产阶级的道德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中锻炼形成的，是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成长、壮大、发展、提高的。这和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有什么相干？完完全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我的思想深处，却无论如何不肯对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名词割爱，硬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道德品质，塞进封建时代的道德名词里去，不只是名实不符而已，严重性在于把革命和继承混淆了，把应该打倒的东西，用继承的手法使它复活，混淆了阶级界线，混淆了是非概念，后果是十分有害的。
犯了错误，怎么样，我自己下的结论，第一是接受批评，认识了错误，第二下定决心，坚决改正错误，第三今后决心认真学习理论，改造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学，边学边改，力求在今后不止在政治上站稳阶级立场，同时也在学术思想战线上站稳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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