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18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及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1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1月18日彭真作报告讲形势、备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学毛著问题。
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了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在谈到反侵略战争问题时说：我们的作战思想究竟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是国门之边，还是把敌人消灭在我们国土之上？要真正解决战争，大量歼灭敌人，最好是诱敌深入到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熟悉地形，与人民关系密切。关于农业问题，强调：要加强粮食生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农业问题是经济问题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农业搞不好，我们的基础就不巩固。战争也好，经济建设也好，一个根本问题是依靠人民，为着人民。我们党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党的领导？去领导谁？
邓小平所作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二）国内形势问题。（三）军队问题。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去年变化相当大，是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一年。实际上，战争在很多地方存在着。大仗会不会打起来？这有两种可能：一个打得起来，一个打不起来，要做打得起来的准备。迟打、早打也是两种可能，也要做早打的准备。我们就是教育人民不要怕战争，而且积极地准备，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在谈到国内形势时指出：备战这个纲一直到毛主席指出以后，特别是提出搞大小三线的问题以后才提起来。现在提战备，不是当作一般工作来做，而是提到战略指导思想全力以赴来搞。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上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整个全民的备战，整个建设的备战，都已贯彻到今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里面了。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一旦天下有事，将来仗打得好不好，要靠军队，要靠军队与人民结合。帝国主义怕我们，当然怕我们的全民皆兵，同样的是怕我们这个人民武装的骨干。全国学习解放军，军队工作就必须搞好。我们军队打的是政治仗，政治第一。战争是政治，战略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个政治。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是什么？是政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政治，是战略原则。基本上来说，我们是打政治仗。我们全民皆兵本身就是政治。解放军的战斗力是建筑在政治思想上面的。
1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会上所作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摘要，文中提到：
“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总是把我军看成死对头，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腐蚀我们，妄图使我们变质变色。同时，社会上阶级斗争也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反映到军队内部来。我们军队是胜利的军队，胜利容易使人骄傲自满，贪图安逸，脱离群众。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使人和平麻痹，放松警惕。”
“林彪同志说，必须全党办军，把军队放在党的绝对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老老实实地做党的最驯服的工具。”
“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
“有关军队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在不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以及军事机密的原则下，都要与群众直接见面，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智慧，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等一系列的指示，由于直接同广大干部战士见了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使这些指示得到了贯彻，得到了落实，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就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干部的特殊化，干部要时刻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刘少奇同志说过：‘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我们的干部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关心战士政治上的进步，关心战士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把管理教育工作搞好。”
“要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地、较多地、慎重地发展党员，坚持‘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队有支部委员会’的要求，做到林彪同志指示的：‘组织不断线，经验不失传’，使连队经常保持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共青团支部更要多发展团员。”
“师、团领导机关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军以上领导机关要更好地起加工厂的作用，对下面的工作要反复检查，反复总结经验，反复抓落实。领导机关要帮助连队总结点滴经验，总结抓活思想的经验，完成一项任务就总结一次经验。林彪同志很重视某团六十多个《怎么办》，认为是一个创举，大家都要象他们那样，认真总结经验。抓活思想要很好地运用军内外的各种报纸，特别是要运用《解放军报》。军队报纸要提高质量，要办活。下面要会用报纸，把报纸作为抓活思想的重要武器。文化艺术工作，共青团工作，都要把抓活思想作为重点，要把部队搞得生龙活虎，一片欢腾。
总之，要使四好连队运动一年比一年前进，扎扎实实地前进。这样，就如林彪同志说的，一旦打仗，一个连就能翻成几个连。基础打好了就能过得硬。”
“在选拔干部的时候，要重在表现，既要重视出身成分，又不要唯成分论。”
出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人民日报》1966年1月25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彭真年谱（第四卷:1960-1978）》,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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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8日，彭真将陈伯达编的毛主席语录目录送毛泽东阅，并附说明：这是请陈伯达主编的，可先看看目录，明日即可印出大字版送上。将分发中央和地方的小组征求意见，最后由书记处主持，在此件和总政、中宣部编的几个语录本中，选一个作基础，修改定稿。
出处：《彭真年谱（第四卷:1960-1978）》,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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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66]56号文件批转华东局《关于切实注意纠正农村工作中一些不良现象的通知》。批语指出：去冬以来，类似华东农村工作中这些不良现象，其他地区不时有所发生，希望各地及时纠正，并要切实安排人民生活，防止春荒。华东局在这份材料中，列举了当前农村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一）取消和调换自留地；对自留地作物和家庭副业乱加干涉；平调社队人力物力、财力和硬性扣款。（二）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高指标，硬性推广增产措施。（三）不少地方发现讲排场、铺张浪费的现象，丰收之后，大吃大喝，大搞非生产性建设。
出处：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四册 第十四卷（1966-1970），线装书局：2002年。
出处：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四册 第十四卷（1966-1970），线装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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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李宗仁返回中国后，得到中共当局极高的礼遇，李到各地参观基本都由当地头号人物出面接待。
1966年1月7日至3月19日间，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和程思远从北京回到两广。
1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曾志夫妇在广州会见宴请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和程思远。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省长林李明，副省长、广州市长曾生等参加会见。会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李宗仁旧友刘仲容。新华社就此发了新闻。
2月28日至3月19日李宗仁一行从广东湛江飞抵广西南宁，仍有平杰三陪同。广西政协领导同广西党政领导一道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离邕前回访了自治区政协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宗仁在南宁访问期间，曾分别接见招待其在南宁工作的旧僚属：自治区政协委员黄启汉、尹承纲、陈雄、陈良佐、莫树杰、黄梦年、张光玮、赖慧鹏、韦瑞霖、冯璜、李微、虞世熙、邓达之等人。
3月17日郭德洁的乳腺癌恶化，李宗仁一行只好返回北京，3月21日郭病逝。
5月7日至6月10日，经周恩来示意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缓解李宗仁晚年丧偶之痛，安排李宗仁由一众老友陪同自北京前往江苏、上海、浙江参观。李宗仁等在南京期间，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会见并宴请他们，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副主席高一涵、陈鹤琴等去中山码头迎接。
出处：《人民日报》1966年1月19日《陶铸副总理在广州会见李宗仁先生》；广西政协志；《江苏省志·大事记》（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江苏省政协1966年http://www.jszx.gov.cn/bdcms/wwwroot/wxzl/dsj/20030120/8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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