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1966.1.8毛泽东提升四名元帅为军委副主席、张春桥选集学毛著和批武汉、邓小平谈高校半工半读、李琪评吴晗文章发表

1966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的通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由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增补为军委副主席。这样军委副主席就由原来的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自彭德怀倒台后19599月起)增至7人,使得在任的10名军委常委中有8人是主席或副主席(按: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仅剩下朱德和邓小平是空头常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朱、邓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毅、贺龙、刘伯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则仅是中共中央委员(直到7个月后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们仨才一起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样虽然朱、邓的中共党内排名高于贺、聂、陈、刘、徐、叶6人(按:林彪排名在朱、邓之间),但在军队内的排名却低于这六人和林彪。另外,这10位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担任其他公职的情况如下,1965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朱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彪、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刘伯承、徐向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邓、刘、贺、聂、陈、徐、叶8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按:刘少奇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同时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任荣誉主席,陈毅、叶剑英任副主席(按:周恩来任全国政协主席)。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倚重军队势力以发动中共党内大清洗时(也就是后来的文革),并没有单单依靠林彪,也提升了其他元帅在军队内部和中共党内的地位,这既拉拢了元帅,也对林彪构成了某种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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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8日《北京日报》发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署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把吴晗的问题说成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批评吴晗的历史观没有改造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篇文章是彭真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和范瑾、项子明、王汉斌等人修改过的。在发表前,李琪还将其送周扬过目,深得周扬赞赏。(李琪此文全文待查,但批判李琪的文章可见http://www.71.cn/2012/0420/615672.shtml )
出处: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196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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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6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的决定》,要求坚决改变领导干部的学习比一般干部差的状况,进一步兴起学习毛著的高潮,同日还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1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专门宣讲这两个决定和通知,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动员负责干部带头学好毛著,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在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张春桥在讲话中未加出处的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张春桥还说:“这个讨论不仅是对一出戏的评价问题,而是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强调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都应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大辩论,“推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但是,宣传部长杨永直将最后这句话改掉了。
420日上海召开全市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大会。会议号召向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红雷青年小组4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学习。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上海市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6月,上海市档案馆A22-1-897;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11月——1967224日)[草稿];《上海通志•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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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8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蒋南翔汇报全国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情况,讨论学校半工半读的经验和全日制高等学校的改革问题,周恩来、李先念等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说: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要谨慎一点,步子稳妥一点,不然,还是要垮。文科改革,至少要经过两年的试点,高教部要下去了解,不能光听。高等学校的专业,分科不要分那么细。
邓小平说:半工半读方向是肯定的,步子要稳当。不一定要求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让半工半读这一条腿达到同全日制一样的人数,不要勉强。学生毕业后,国家包不包?这个问题要很注意。我们的方向是,将来要走到当普通劳动者的道路上,现在这个问题在思想上还是很大问题,步子不能快。其他的改革,都先搞试点。我们会走出一条道路来的,但是一定要有典型。工科更要谨慎些。工科的学制应该多数是五年,少数是四年,不搞六年的。医科也不要认为非得学那么长,改四年制要进行试点,在少数学校试试,或在一个学校中选定某些系试试。总之,一个原则,不能降低教育质量和科学技术水平。步子要走稳点。又指出:教育工作这几年尽管有些错误,但总的说是有成绩的。培养出来的人起了作用。许多工作,多数是学校出来的人搞的。因此,对教育工作的估计也要一分为二。

出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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