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31日彭真在家召集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范若愚、范瑾开会，让许立群汇报搜集左派材料的情况。彭真扬言对左派要“整风”。对吴晗则表扬说“最近态度还好”，并叫范瑾转告郑天翔，吴晗想不通的问题可以保留，不必强迫他接受。会后，彭真要许立群马上把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当天即把七个材料送交彭真，并附上一封亲笔信，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判”的意见，这封信后来被认为是为“二月提纲”作了准备。这七个材料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按： 1962年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谈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彭真次日即将此材料送给毛、刘、周、邓和文革五人小组中的另外三人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在治肺癌），并注明“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毛将这些材料视为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证据，1966.2.5（毛年谱）毛阅后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详细回忆了这7份材料的内容和由来，以及许立群1月31日给彭真的信。
1月18日上送材料之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见1.17。
1月26日上送材料之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这是1965年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1月22日）许立群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孙承宗》（孙在明末任过兵部尚书）；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1月31日许立群在向彭真报送材料时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
1月28日上送材料之三《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1966年1月关锋、戚本禹应周扬约稿向中宣部送来三篇批评吴晗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是对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关锋送来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另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另外中宣部按照周扬要求化名“方求”（龚育之是主笔）写了一篇《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用以回应吴晗前不久所发表的自我批评。这四篇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还说，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要我们把文章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1月29日上送材料之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是许立群向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的汇报。1月29日，许把林涧青和龚育之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许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后，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都反映了学术界有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并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估计郭老可能读到这些内刊了。张劲夫还反映郭老游海南，写过两首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1月31日上送材料之五《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龚育之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我们查到了用关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按：《求学集》或《边鼓集》），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许立群还想起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在1962年第88期摘录过关锋化名“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化名“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也就不必再向上送了。许立群说，问问胡绳（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关锋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认为《宣教动态》的摘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许立群说，那好，这次全文照送，一字不漏！
1月31日上送材料之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内容是这两个剧本的摘要，因为有些人反映，鼓吹海瑞的剧本不只《海瑞罢官》——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要批判？龚育之认为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
1月31日上送材料之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演过海瑞的京剧演员谭元寿的检讨文章，说自己没有文化，缺少鉴别力，演了坏戏。《文汇报》还重登了马连良之前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
许立群给彭真送上一封长信，对这七个材料做了说明。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讨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龚育之回忆这封信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龚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出处：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摘自《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49——1966)》，1967.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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