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7日毛泽东亲自安排上海会议到会人员，筹备清洗罗瑞卿事宜。毛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按：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沈阳军区司令员）（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按毛泽东列的名字应为六人——编者注），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按：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病，可不来）（按：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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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办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登出“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称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后来，该刊还多次发文称姚文是“大棒子”、“文学狱”等等。
出处：江西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轻骑》、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猛闯》兵团编《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8.01.01。
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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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7日，邓小平在昆明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听取余秋里等汇报西南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在谈话中指出：工业还是以钢为纲。“三五”末期，西南西北的钢产量要达到五百万吨规模，再加上二线生产的五百万吨，打起仗来就不要紧了。整个工业质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量做基础。昆明机床厂可以把普通机床的生产转让出去，集中力量搞精密的机床。还指出：“三五”期间，建设电站要考虑钢铁生产，考虑用户的需要。不要搞得点很多，很分散。
△ 邓小平同日乘飞机去上海。
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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