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特别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会议印发了叶群11月30日带到杭州向毛告发罗的材料及林的亲笔信。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个小时的揭发。以下为叶群发言节录，转自余汝信主编2014年出版的《罗瑞卿案》：
过去对罗毕恭毕敬，没有想到罗和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
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今年5月罗和林几乎闹翻了，文件都发了又收回来，因罗检讨了，我劝林压了下来，未搞翻。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
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林今年问主席在哪里，罗明知他不告；罗见林是突如其来，但总理交代他报告的事都未报告。后来林觉得不向主席报告不行了，要我把材料和情况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考虑。主席很耐心的听了我7个多钟头的汇报，并要我马上离开，以保安全。
这个问题的开端，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向林报告如何开会。林告罗要请示各位老帅。
1961 年陈赓同志逝世，林参加了吊唁后，在家里等罗汇报工作，连等三天未来。林问罗能否来谈一下？罗要秘书答，罗不能来，因听邓的报告。又说明后天也不能来，要三天后才能来。林以为是否广州会议批评了林 ，别人不敢来见了。后林强制罗来，只几分钟就走了。过几天罗打电话说，明天上午8时来见林，但直等到12时不来，林打电话去问，罗的秘书告说罗不来了。林很气，事后了解，罗上午11点半前一直在家。
林要告罗以后多通气，以利团结。经叶群当面劝说，罗答应去见林，第二天罗来说，自己太随便，太轻率了。林为他开脱了。以后罗每次来都穿礼服，11点半后才来，实际上是外事活动中顺路来的。这一时期，罗就在外散布流言蜚语，如说老帅太多了，真难呀！
1963年可能是武元甲来北京时，罗顺便又到林处说，林彪同志，我有什么错误，你指出，若不能当总长，就要陈士榘当总长好了。林解释后才完事。
1964年后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待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望林多活20年，因林有点马列主义。
国庆日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
林对叶群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人代会后[1]，进入新的阶段，逼着要交权。罗和陶铸到上海见林，第二天罗又见林说，“问题不在于通气不通气，而在做的对不对。”罗随后又见刘亚楼说，“想不到林彪又东山再起了”，“你和林彪能不能疏通疏通，我今后烧成骨头也拥护林彪，跟定了，今后棒打不飞，弹打不走了。”刘向叶群说，罗体重减两公斤，既知改悔就算了。
刘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罗负责。
叶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的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
刘说，你怎么这样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没有野心”。回家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谈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2 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说罗看人不准，（19）62年罗要陈士榘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哎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过了三天，罗来上海，从12点一直和刘密谈到下午6点半。第二天罗来见林说：“林彪同志，你是主席的学生，在进步，我看准了，跟定了。”林说，“跟是跟主席、中央，我若不跟主席、中央，你们可以走开，连妻子儿子都走开，但不要发妖风。今后多通气，放手工作好了。”罗谈话后到刘亚楼处说，“一切都谈好了，林总又信任我了。”
叶帅要见罗，罗不见，说走，无时间。罗告叶：“主席对军训工作批评得一塌糊涂。”叶一晚未睡，第二天一早叶向林问主席怎样说，林说，“没有什么嘛？”叶说能否给我看文件，林同意，要叶群、杨成武马上打电话给萧向荣马上发，萧在电话上马上顶回来说，“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副总理，不是军委副主席 ，他没有资格看文件。”后萧又写信印成文件，发给大家，说叶无资格看文件。叶帅很难过，流了眼泪。
罗第二天到广州一见陶铸就说，“林是有缺点的，我先说几点，一、突出政治，我是委曲的，陶铸顶了回去；二、林不能团结人，又把罗死的事说了一遍（陶说若这样，林就不对了）；三、林和贺的关系是不好的（贺说，我多次见林都被罗挡住了）（陶未表示态度）。”这完全是谣言，无中生有。
这时刘亚楼又对叶群说“我被罗玩圆了，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
罗还对人讲“林彪是主席的儿子，罗瑞卿是林彪的儿子，刘亚楼是罗瑞卿的儿子。”
这次林彪同志才说罗是野心家。“长子这样坏呀！”刘曾向罗说，“林对你不好，你可向总理、中央反映一下吗？”罗说，“你这是蠢主意，这些事还能向中央说？中央到底是信林彪还是信我罗瑞卿？”
罗对刘说“柯老为什么抬得这样高，一当副总理就排在我前面。”
刘临死前，罗给刘写信，实际上起了“催命符”的作用。
刘死后，罗和郝治平几次到林处探听刘对林说了些什么？
刘的追悼会开后，当晚罗和老婆到刘家，把刘全家集合起来说，“我和刘那样好，还对我误会。”弄得全家不安。
到夏天，刘妻子被罗拉了过去，罗对刘妻讲“你的政治问题，是我1956年包了的，不然你就完了。”（陈锡联说，这完全是谢富治同志处理的）“今后你的政治问题，我包了。”今年4月份，军队定级，根本不报告军委常委，罗和萧向荣私报中央批准后，才给林彪同志看。
作战会议要中央常委接见也是很反常的，是逼中央的阴谋。当众向中央要人要钱，大军区合并小军区，兵种合并，这是大阴谋，逼着林彪同志不能不起来反对。当晚林决心要揭盖子，斗罗把问题摊开。罗接到电话后，深夜到林总处质问“为什么揭我的盖子？”罗大哭，很凶，并说“林彪，干部问题为什么要报告他？为什么要请示老帅们？这是技术问题。老帅们不了解情况。”后被驳斥后，罗哭到3点多钟，要求不要揭盖子。林第二天原谅罗后，罗又改变了手法。
罗假借林总的名义，不准萧华到北京。
罗对主席、中央的关系：
七千人大会林的讲话稿，罗主持草拟，叶群提出稿中所写“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应改为“是集体智慧和天才的结合”。罗大怒说“现在谁还敢讲个人天才？”叶群向林总汇报后，林说：“你的意见对，不能提天才是修正主义观点。”并要叶给罗打电话说“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后罗又给林打电话质问林：“我的稿子，你用不用？”后罗把电话机都摔了。
最近罗告总政，“今后再不准提先进、中间、落后的观点。”“军队中没有阶级斗争。”
罗对学毛著很冷淡，但提学马列主义30本经典著作。
八大时罗看林说，主席游泳改他的的保卫规定是“要整我，难死了。”并造谣说“主席拍桌子骂他”，说江青“没有她比有她好”。骂得很难听。林批评了他。
江姐戏，主席看后说这么好的人写成活的多好，江青说加一点河北梆子。罗听刘报告后说，“死人怎么能活？”戏已成怎加河北梆子？“瞎指挥”。
[1] 指1965年1月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再次决定林彪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来源：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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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不点名的批判了以翦伯赞为代表的所谓脱离了无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文章里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造反有理”，但这句话似乎对文革初期的造反风潮没有什么影响。有意思的是，戚本禹这篇实为批吴晗的文章中引用了一段话，后来在12月29日周扬（化名方求）实为保吴晗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文中也引用到了，就是列宁所说“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戚文中还有以下段落值得注意：
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
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但）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实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
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
出处：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红旗》1965年第13期（转引自《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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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写出了反驳姚文元的文章，但不敢马上拿出来。彭真闻讯后，叫邓拓、范瑾出面给吴晗写信，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阅过的，《北京日报》按语是市委审阅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还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弄清楚。”
出处：江西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轻骑》、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猛闯》兵团编《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8.01.01。
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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