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说：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必须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按：戚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他的文章是指发表在《红旗》1965年第13期上的《为革命研究历史》，没有点名是指没有点翦伯赞的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象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
分析也不有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让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都是对立的统一。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出处：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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