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阅批林彪十一月十八日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
该报告说：“九月下旬，五十五师奉命紧急备战，后转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这次备战和演习中看到，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特别是今年贯彻执行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
林彪在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
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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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罗瑞卿问题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也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毛泽东谈折衷主义问题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意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他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他们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是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实际问题和解决思想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它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的真象，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他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的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天突出政治，明天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同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是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不要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例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给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位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和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臭气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政治和业务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象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地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它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象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只是单纯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的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出处：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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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中共北京市委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基本态度。
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接着他解释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邓拓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搞内部教育，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形成毛主席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问题等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个为什么你那时候要写《海瑞罢官》就完了。不是一棍子打死吴晗，不要一边倒，倒向姚文元，或者倒向吴晗。要实事求是，辨明是非，就按《北京日报》的按语搞。对写文章的要求，总的是言之有物，有针对性，有资料，有观点。
邓拓还谈到文章的具体分工问题。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当然，吴晗这几年写的文章，也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4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为什么写罢官，因为周信芳有海瑞上书、海瑞背纤。为了不重复，才写的海瑞罢官。我们要从这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对海瑞很感兴趣，最突出的是什么？原先以退田为主，后来改为除霸为主，但为什么要改为海瑞撤职呢？当时剧本的中心是什么？为什么突出这件事？1961年定稿时为什么不考虑当时的形势呢？吴晗的历史观也有一点儿问题，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要弄清楚，道德问题、历史和历史剧的问题都是题目。海瑞是中小地主的代表，问题是把他划到哪个阵营去。
邓拓说：把你们找来，可以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提倡好的学风，摆事实，讲道理。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我们不采取出题目做文章的办法。因此，不研究选题，也不集体写文章，以个人的名义写好。
邓拓说：把你们找来，可以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提倡好的学风，摆事实，讲道理。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我们不采取出题目做文章的办法。因此，不研究选题，也不集体写文章，以个人的名义写好。
出处：李筠，《我和“三家村”》，《炎黄春秋》2010年12期；苏双碧，《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领导者》总第51期，2013年4月；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战斗兵团、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联合纵队宣传组编《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1967.05.16。
1965年12月2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加编者按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编者按全文如下：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十一月十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提出了要不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事件等重大原则问题，值得大家重视。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编的一出京戏，曾经出了书，也在舞台上演出过。本报也曾发表过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序》和其他称赞这出戏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封建道德的批判继承等问题的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认为，既然《海瑞罢官》这出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既然人们对这出戏和上述有关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就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充分的讨论，以便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为此，我们准备就这出戏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争鸣。
出处：《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逐步展开，《文汇报》196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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